内容提要：在冷战时期，经过两代人几十年的努力，西方国家最终实现了民主话语权的逆袭。今天流行的自由主义民主理论是通过“三步走”而建构起来的，第一步是改造民主的概念，第二步是将民主框定在自由主义框架之内，第三步是改造合法性概念并论证只有以竞争性选举为核心的自由民主政体才具有合法性。自由民主是高度附条件性的，那就是发达的资本主义、约束权力的自由主义和均质化的政治文化。然而，理论上以竞争性选举为核心的自由民主与西方国家建设中的“时间性”逻辑南辕北辙，结果效法自由主义民主理论而转型的国家基本上陷入“无效民主”的泥淖，沉迷于冷战胜利的西方国家也因自由民主的神话而丧失了制度更新能力。

原标题：西方如何建构民主话语权——自由主义民主的理论逻辑解析

认识西式民主在西方国家的现实困境及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之后的“民主回潮”乃至政治衰败，首先需要弄清其内在的理论逻辑，理论上的内在张力导致其实践中的大麻烦。“冷战”是一场意识形态的战争。冷战初期，西方理论界建构的“三部曲”完成了对古典民主理论即人民主权的改造，从而奠定了其世界性文化支配权的理论基础。第一步是改造民主的概念，第二步是将民主框定在自由主义之内，第三步是改造合法性概念以论证自由主义民主政体的合法性。这样，自由主义民主得以成立至少经历了两次大的改造：改造民主，以及为了配合对民主的改造而改造合法性概念，西方据此掌握了民主的话语权。但是，在非西方社会，被奉为合法性的自由民主政体却难以实现有效的国家治理，绝大多数转型国家呈现“无效的民主”的国家形态。这一现象的根本原因在于，非西方社会所接受并付诸实施的自由民主理论是一种高度附条件的学说，而且西方所推销的自由民主理论是简化了的有违政体理论和国家建设时序性的选举式民主。

一、民主概念改造：从人民主权到选举式民主

经过1848年二月革命和《共产党宣言》发表之后长达一个世纪的社会平等化运动，古典意义上多数人统治的民主和近代作为人民主权的民主，最终深入人心，西方思想界左翼化，哈耶克的精神导师米瑟斯在20世纪20年代出版的关于社会主义的著作中宣称不承认社会主义的基本价值在道德上有瑕疵，熊彼特在1942年出版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的第一篇更是以“人类大步进入社会主义”为题。当时，社会主义就是民主、人民当家做主的同义词。面对这样的世界政治大势，西方世界不但没有在理论上回避，而且在理论上建构起自己的民主话语体系，对民主概念加以改造，把人民主权改造为选举式民主。

西方主流政治学界对竞争性选举的态度经历了一个180度的大转弯，即从怀疑选举对于民主的意义转变为把民主等同于竞争性选举。20世纪20年代，在李普曼为代表的精英主义和杜威为代表的民主主义（社会主义）之间，美国有一场民主问题大讨论。精英主义者认为不存在真正的“公众”，公众只认利益而无道德感；民主主义者认为大众参与很不够，美国的民主被利益集团把持了，呼唤“好的国家”以培植好的民主。在这场知识界的大争论中，当时的美国政治学界旗帜鲜明地站在精英主义一边。

20世纪20年代，美国的行为主义政治学开始兴起，它将心理学和量化分析应用到政治学研究中。这种新型研究的结果发现，公开的政治行动是私人、无意识、非理性心理内驱力的投射。大多数人并不清楚自己的最大利益，民主政治只会增加病态人格的投射机率。此外，选举行为研究也进一步表明民主政体中的人是无理性的人。当时美国政治学对选举政治的研究成果表明，民主的基本假设是站不住脚的－－即应该给每个选民提供充足且相对公正的信息，为选民在权衡候选人、思考问题时做参考，因为理性的缺失，而选举中情感、本能和习惯模式才占据主导地位。学界对1926年芝加哥初选的研究则表明，选举是任意的、缺乏智慧的，根本没有表达民意。

在此背景下，尽管当时的社会科学家还一致批评民主政府缺乏理性，但他们并不主张彻底放弃民主，于是便出现了美国政治学界对民主“本末倒置”的改造：将重视实质正义的古典主义民主改造为重视程序正义的精英主义民主。他们提出“大幅度限制大众决策权，使少数具有理性和智慧的人（通常指的是类似于这些社会学家的人）掌握权力”。譬如，“拉斯韦尔提倡的是一种‘预防政治’，即由社会学家充当治疗师向精英提出建议，然后精英们会‘重新进行思维定向’，以便控制政治冲突。哈罗德·古斯内尔更加直截了当地指出，应该由政治学家来认定合格公民所具备的素质，然后由政治学家和心理学家一道设计一个测试，‘这个测试会比文化水平测验更有利于筛选出不合格的选民’”。1934年，沃尔特·谢泼特在就任美国政治学协会主席的致辞中，也支持这种“筛选不合格选民的测验体系”。

20世纪前半叶，政治学科学化的尝试和努力，带来了与古典主义民主相左的发现，通过对选民非理性本质的揭露，形成了事实与理论之间的张力。当时的政治学者里奇这样说，政治学学科“已经发展到如此地步，以至于在政治学方面的科学研究成果已不能再被零星地发现。相反，大量的证据一致证明，民主中的某些成分要么需要彻底改革，要么需要给出新的、合理的解释”。对于这种事实和理论的张力，大多数社会学家倾向于后一种选择，即不是以理论框定现实，而是从现实出发修正理论。“他们认为，与其说这是美国民主的问题，不如说这是参与式民主的问题，他们主张，美国民主所需要的不是彻底的改革，而是要对自身的本质进行重新界定，这一新定义会大大缩小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差距，与其把民主看作是由积极的公众所组成的共和国，不如将民主视为由负责的精英所构成的体制，而这种体制在美国是触手可及的。”

在这种思潮的推动下，到20世纪40年代，熊彼特完成了对民主话语体系的彻底改造：将古典主义参与式民主理论改造为以选举为特征的精英主义程序民主理论。而其大的背景还是在两大制度竞争中面对“社会主义占有上风”的世界政治，如何重新诠释资本主义制度。

“社会主义占上风”不仅仅发生在经济领域，即苏联的成就及1929年大危机之后凯恩斯主义的国家主义进场，而且因为社会主义声称自己与民主紧密关联，因此，也在价值领域产生了“道德制高点”即“人民的统治”。“人民的统治”是一种古典主义民主观，是一种“实质正义”的人民主权论，它强调人民的“统治”。这种古老的民主哲学可以被定义为“为现实共同福利做出政治决定的制度安排，其方式是使人民通过选举出一些人，让他们集合在一起来执行它的意志，决定重大问题”。这种古典主义民主观形成于古希腊时期，在18世纪末达到顶峰，它的哲学基础是“功利主义”。这一套古典民主理论指出了国家存在的目的和价值所在：促进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它相信人民存在共同福祉、共同意志，而这种人民主权说在价值上也是善的，因为它超越了“君权神授”的权威来源，将权力合法性的根源归于“人民”。

然而，熊彼特首先在道德价值层面解构了这种看起来高尚的人民主权论。他毫不客气地指出，17、18世纪兴盛的社会契约论和代议制实践，不过是法学家“遍搜他思维产物的废品堆栈找寻工具，用它来调和那个假设与现存的政治模式”的产物。“根据虚构的人民隶属于君主的契约，认为有主权的人民已把他的自由或权力出卖了，根据同样虚构的契约，说人民把他的权力或权力的一部分授予了挑选出来的代表，这些道理实际上就是废品堆栈供应的货色。”而连接卢梭社会契约与边沁理论之间的“功利主义”在熊彼特眼中“根本上是理性主义、享乐主义和个人主义的”。他接着解构古典主义民主理论：不存在全体人民能够同意或者用合理论证可使其同意的独一无二地决定的共同福利，不存在人民意志，相反却大量存在勒庞所说的公共行动中的“乌合之众”，这个概念“给予作为古典民主学说和关于革命的民主传说基础的人性画面沉重一击”。

那么，是否意味着民主理论无以为继了呢？熊彼特显然不这么认为，相反，他的雄心在于建立一套新的民主理论，这套理论反对“实质正义”的古典主义，更重视现实。熊彼特承认“现存的社会主义可能是民主的真正理想”。但是，“社会主义者在实现社会主义时，并不总是那么讲究方法”。因此，一套更现实的民主理论对资本主义的反击更加有利。

这种新的现实的民主理论便是影响深远的精英民主理论。熊彼特的建构工作很简单，就是将古典主义民主理论的优先次序颠倒了一下。这种看似简单的次序转换却带来了价值和程序的重大颠倒：

（在古典民主理论中）选举代表对民主制度的最初目标而言是第二位的，最初目标是把决定政治问题的权力授予全体选民。假如我们把这两个要素的作用倒转过来，把选民决定政治问题放在第二位，把选举做出政治决定的人作为最初目标。换言之，我们现在采取这样的观点，即人民的任务是产生政府，或产生用以建立全国执行委员会或政府的一种中介体。同时我们规定：民主方法就是那种为做出政治决定而实行的制度安排，在这种安排中，某些人通过争取人民选票取得做决定的权力。

熊彼特认为这种以“程序正义”替代“实质正义”的新民主理论，首要的一点是“它为我们提供了相当有效的标准，可以用来辨别民主政府和非民主政府”。“在民主政体里，选民投票的首要作用是产生政府。”“民主政治的意思只能是：人民有接受或拒绝将来要统治他们的人的机会”，说的更露骨一点——“民主政治就是政治家的统治”。至此，民主的的主体已经不再是“民”，而是“官”了。民主不再是人民主权的含义，而是人民选出政治家来统治他们的具体选举过程。

就这样，“熊彼特式民主”或“选举式民主”横空出世。从此，“竞争性选举”成为“自由民主”的标杆，或者说是划分民主与非民主的根本标准。对此，后来的民主理论家达尔和萨托利在二元对立方法论上给予大量论证和确认，在此不再赘言。

原文来自:中国财经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