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连塔网7月25日发表题为《崩溃的现实——慕尼黑袭击预示老欧洲谢幕》的文章，作者是《全球政治中的俄罗斯》双月刊主编、俄罗斯外交和国防政策委员会主席费奥多尔•卢基扬诺夫）

根据警方的消息，22日在慕尼黑一家购物中心发生的枪击案是一个孤独失意者绝望或疯狂的行为，而不是伊斯兰极端主义者的再次行动。如此看来，这起事件不能归入前不久的大规模恐怖袭击之列。然而，相比在法国、英国、比利时、西班牙等老世界国家发生的情况，它或将对欧洲的未来产生更大的影响。在所有这些国家中，德国的事件具有特殊意义。

德政治体系不符合现实

德国是欧盟的政治中心，它不仅影响力最大，在很大程度上还确定了当代欧洲的思想基调。这一地位取得的时间并不长——10年前，柏林还满足于不承担特殊政治责任的欧洲主要经济体这一地位。然而，随着不同程度的危机在欧盟爆发，德国的地位迅速上升。到了这个10年的中期，它已经被视为拯救和更新欧洲计划的唯一选择。不是所有欧盟国家都对这种前景感到满意，但其现实性却是公认的。

2015年的难民潮成为转折点，当时德国总理默克尔的立场不被多数欧洲国家接受，并成为激化问题的催化剂，而不是缓和问题的手段。重要的不是欧盟成员国之间表现出的新矛盾，而是德国内部的暗流涌动，这绝不是德国政治的特点。

在二战后建立的西德政党体系一直非常稳定，并顺应了社会变化。上世纪60年代末的动荡首次让社会民主党上台。70年代和80年代初的涡流让昔日绿党的众多暴动者进入联邦议院，并很好地融入统治阶层。两德合并将被边缘化的德国统一社会党的继承者纳入主流。总的来说，通过增补新社会政治团体的代表来保持稳定性的模式没有改变。

现在，专家越来越多地指出，德国政党-政治体系已不符合社会现实。从50年代起成功实行的社会市场经济让政治家和积极分子习惯于只面向稳定和发展的支柱——中产阶段。但现在，就像在所有发达国家那样，中产阶级已经被冲垮：居上游者绷紧神经守住自己的位置，但也停滞不前；在下游者继续下滑，失去了福利和对未来的信心。

没有一支传统政治力量知道如何与这些人打交道。结果，新出现的社会政治力量（他们在欧洲被称为民粹主义者）转向这些新民众，比如反对移民的“欧洲爱国者抵制西方伊斯兰化运动”、反对欧洲一体化的德国选择党。由于20世纪历史的影响，德国对排外现象特别敏感。当然，右倾的加强并不意味着它将左右柏林的方针。但这会成为影响政治发展方向的酵母。更何况德国国内的情况与越来越复杂的欧盟形势有直接关系。

危机打击整个认知体系

德国经历过恐怖主义的悲剧，但主要是在70年代。从当代恐怖主义登上政治舞台开始，德国不止一次被宣布为潜在袭击对象，但类似于法国或英国的事件从未在那里发生过。不过，从2001年9•11事件起，几乎每次调查都能发现牵扯到德国“潜伏支部”的线索，只是它们被及时清除了。

德国一贯展现出在维护公民安全上的可靠性，老百姓信任国家、警察、情报部门和行政机关。近年来，默克尔成为这种信誉的化身——一个可靠、负责、英明的领导人，知道在德国和欧洲该做什么和怎么做。

移民危机打击了整个认知体系——从默克尔的声望和对政治统治阶层的信任，到人民对自身安全的信心。出于各种原因，担忧的情绪在老世界弥漫开来：有人担心恐怖袭击，有人担心银行系统再次崩溃，有人担心因为外来文化元素的涌入而失去民族认同。这种缺乏安全感的共同感受产生了政治后果。

被认为越来越不受政府控制的暴力浪潮加深了民众对精英的不信任，这已经成为全球趋势。越来越多的“普通人”认为全球福利分配不均，这破坏了统治阶层的合法性。这种情况在历史上并不罕见，但在相对有序的年代，统治阶层有自己的王牌：他们可以说，尽管不能始终确保富裕和平等，但可以确保和平与安全，比如抵御外部侵略者或防止内部动荡。但现在，这一切都被冲垮了。

捍卫主权、抵抗外敌根本不是西方社会的话题。直到不久之前，对欧洲来说，主权是用来拆卸的。如果谈到来自某国的威胁，那也是虚拟而非现实的。但如今，维护社会和谐、应对外部挑战突然成了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更何况内部和外部威胁紧密地交缠在一起。

在这种条件下，对无辜百姓的残忍攻击加深了不受保护和政府无能的感受——实施者是受过训练的伊斯兰主义者还是失去理智的个人已经不重要。默克尔在慕尼黑事件后的延迟表态并非偶然。除了致以哀悼外，她还强调，理解同胞们的恐惧，情报部门将竭尽所能确保他们的安全。

德国进入选举期——议会选举按计划应在2017年秋天举行。在此之前将举行两场划时代的选举，其对全球环境的影响力不亚于英国全民公投，那就是美国和法国总统大选。将于今年秋天举行的奥地利总统选举第二轮投票是一场不大但重要的测试。5月，极右翼候选人以微弱劣势输给了绿党竞争对手，但选举结果被判无效。在英国“脱欧”、尼斯和慕尼黑相继发生袭击事件之后，多数奥地利人还会继续站在绿党一边，而不是反移民战士一边吗？

“大欧洲”时代即将过去

迄今为止，很少有人怀疑默克尔将继续担任德国基督教民主联盟领导人，并带领基督教民主联盟和基督教社会联盟组成的联盟党赢得选举。但不断变化的形势把这出剧本揉成一团。风向正在朝德国选择党转变，尽管该党丑闻缠身，且领导人也明显不受欢迎。

两个最大的政治集团——保守党派（联盟党）和社会民主党在移民问题上立场对立且势均力敌，这与形式上的政党划分不符。考虑到前文所说的政党体系危机，整个格局正在进行一场重大的重构。

但问题不在于某个政治家或某个政党的命运。德国与整个欧洲需要新的政治议程、另一套重点、任务和观念的体系。它会从哪里着手现在还不清楚。德国是统一的中派主义将思想分歧排除出政治的典范。冷战后许多欧洲国家都出现了这种情况，而德国尤甚。

要想制订新的发展模式来替代在冷战结束四分之一个世纪后业已失效的旧模式，就必须进行意识形态辩论，但没有人严肃地这么做。

左翼自由派思想（绿党的理念）在德国受到欢迎——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尤其是冷战之后的主要发展成果之一。但在当前环境下，难以认为这种主张将成为国家政策的基础，更可能的情况是，它将阻碍制订修正方针。左派置身事外，对自己的边缘状态整体满意。社会民主党在很大程度上已经丧失个性。保守派未必能创造出什么新东西。默克尔仍然是保守派主流，即超级中派主义的代表。

奇怪的事情发生了。德国精英长期以来一直竭力摆脱外部评论者加之于它的领导者野心，最终，它却准备承认并接受这种说法。但现在，为了实现这一抱负，需要明确提出意识形态方案——如何收拾崩溃的现实。

这也是环境所迫。意识形态方案不会有唯一的来源，但可以由大企业、有纪律和效率的群体（在俄罗斯统称为强力部门），以及财政部长沃尔夫冈•朔伊布勒等基督教民主联盟元老共同制订。

很显然，建设强大而独立的国家是未来的重点。叛乱者反对统治阶层的口号是——把控制权还给国家、民族和社会。统治阶层只有重视这种诉求，才能控制住局面。而且，这种情绪很可能成为社会主流。这就意味着，超越国家的“大欧洲”时代即将成为过去。我们很快就会看到夏尔•戴高乐憧憬的“欧洲人的欧洲”是什么样子。

原文来自:中国财经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