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波士顿环球报》网站6月24日文章】

英国投票表决脱离欧盟的真正荒谬之处并不在于英国领导人竟敢让民众来掂量身为成员国的好处与它带来的移民压力孰轻孰重。真正荒谬在于脱欧的条件低得离奇，只需简单多数人同意。鉴于投票率为70%，这意味着脱欧呼声仅赢得36%的合格选民支持就胜出了。

这不是民主，是共和政体的俄罗斯轮盘赌。一个举足轻重的决定在没有恰当制衡的情况下出台了。

要在一年后再次投票以确认结果吗？不用。要有议会多数人支持英国脱欧吗？显然不用。英国人真知道他们在为什么事情投票吗？根本不知道。事实上，没有人认识到其后果。

说真的，西方公民很幸运地生活在一个和平年代，情势和重点的改变可以通过民主程序而不是国内外战争来实现。但是，在做出不可逆转的对国家具有重大意义的决定时，什么样的程序才是公正民主的？52%的得票率就足以在一个阴雨天决定分手吗？

就时间期限和信仰偏好而言，大部分社会中为寻求离婚的夫妇设置的障碍都比卡梅伦政府给脱欧决定设置的障碍要多。这种游戏不是英国脱欧派发明的，先例很多，包括2014年的苏格兰和1995年的魁北克。但是在此之前左轮手枪的旋转弹膛从未停在有子弹的位置。这一次子弹对准了枪管，是时候反思游戏规则了。

凡是采用多数法则达成的决定都必定是“民主”的这一思想是对民主的曲解。现代民主已经演化出制衡制度来保护少数人的利益和避免做出有灾难性后果的无知决定。决定越重大和持久，障碍就越高。

正因如此，比方说修订宪法，它要克服的障碍一般远高于通过一份支出法案要克服的障碍。然而目前分裂一个国家的国际标准简直比投票决定降低饮酒年龄还要宽松。

首先一点，英国脱欧决定或许在选票上显得很简单，但其实没人知道投票脱欧以后会怎样。我们所知道的是，在实践中，大部分国家在做出对国家具有重大意义的决定时要求“绝对多数”同意，而不是区区51%。没有像60%这样的通用数字，但一般原则是，最起码这个多数应当具有显而易见的稳定性。一个国家不应该基于只有趁着小小的情绪变化才会占上风的微弱少数来做出不可逆转的根本性决定。即便此次投票后英国经济不陷入全面衰退，由此产生的经济和政治失序也很可能会让一些投票支持脱欧的人感到懊悔。

自古以来，哲学家们在设计制度时竭力使之兼顾多数法则的优点和确保开明群体在关键性决定中拥有较大发言权（更不用说让少数人的意见得到听取）的必要性。在古希腊的斯巴达国民大会上，表决是用喝彩方式进行的。人们通过声音的高低来体现他们的偏好强弱，主持会议的官员仔细聆听，然后宣布结果。这种做法不完美，却可能比英国刚刚发生的事情还要好一点。

从某些方面来看，斯巴达的姊妹城邦雅典堪称历史上最纯粹的民主榜样。所有阶级都有平等的投票权（尽管仅限于男性）。不过，最终，在出现一些灾难性的战争决定后，雅典人发现有必要把更多权力授予独立机构。

如果必须回答有关欧盟成员国资格的问题（顺便说一句，其实并无这个必要），英国原本应当怎么做？障碍当然应当设置得更高一些，例如，英国脱欧应当要求——比方说——相隔两年以上前后举行两次直接投票，然后在下议院获得60%以上的议员支持。如果英国脱欧派仍然获胜，那么，至少我们可以知道这不是零零散散部分民众的一时心血来潮。

重新对国家边界做出长期安排的行动不能仅仅依据一场一次性投票中的简单多数结果。我们刚刚看到了，现行的国际简单多数准则是致乱之道。

原文来自:中国财经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