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必须承认，资本主义确实没有完全按照马克思所预料的那样发展，资本主义确实出现了一系列新的变化。但这些新发展、新变化主要集中在两点上，一是资本主义实施社会保障工程和福利制度；二是实施国家宏观计划调控，以取代纯粹的自由竞争。而这两个方面正是由于资产阶级“执行”了马克思的理论才导致的，这非但没有推倒，反而证明了马克思理论的正确性。

马克思在生前给资本主义社会下了死亡判决书，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他的全部著作主要是论述资本主义为什么会死亡以及如何走向死亡的。他甚至曾经预言资本主义在19世纪就要灭亡。事实非常清楚地摆在那里，马克思所预言的资本主义马上灭亡确实并没有兑现，资本主义的丧钟至今并未敲响。现在一些人就因为这一点对马克思主义的现实性产生了怀疑，他们的理由初一看确实十分充分：既然资本主义并没有如马克思所预言的那样灭亡，那么这岂不证明马克思主义已经破产，我们还有什么必要接受这样一种业已破产的理论?

必须承认，资本主义确实没有完全按照马克思所预料的那样发展，资本主义确实出现了一系列新的变化。如果资本主义的这些新发展、新变化真的可以“证伪”马克思主义，即证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的理论已不合时宜，那么人类真的可以告别马克思主义。

看来，欲问马克思主义在当今世界究竟还有没有现实性，最要紧的是要探讨资本主义的新发展、新变化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关系。我们要仔细地看一看资本主义究竟发生了什么样的新发展、新变化，而这些新发展、新变化对马克思主义究竟意味着什么。无视或者离开这些新发展、新变化来说明马克思主义的所谓没有过时，是说服不了人的。

一

其一，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些新发展、新变化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资产阶级“执行”了马克思的理论才导致的，所以这些新变化非但没有推倒，反而证明了马克思理论的正确性。[1]

实际上，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在生前，不但已看到了资本主义的一些新发展、新变化，而且已发现这些新发展、新变化甚至是资产阶级作为“革命遗嘱”的“执行人”所带来的。这只要看一下恩格斯于1892年和1893年为《共产党宣言》所写的两篇序言就一清二楚了。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的1892年波兰文版序言中指出：“1848年革命在无产阶级的旗帜下使无产阶级战士归根到底只做了资产阶级的工作，这次革命也通过自己的遗嘱执行人路易·波拿巴和俾斯麦实现了意大利、德国和匈牙利的独立。”[2]267实现民族独立是1848年革命的目标，也是一种不可阻挡的历史趋势，但在这场革命中，无产阶级由于自身力量太弱而未能以它为主体来实现民族独立，而真正实现这一目标的是资产阶级。恩格斯认为资产阶级是作为“革命遗嘱”的“执行人”不得不实现了民族独立。恩格斯在1893年的意大利文版序言中，则用更明确的语言表达了这一思想：“那些镇压1848年革命的人违反自己的意志充当了这次革命的遗嘱执行人。”[2]268恩格斯还在这句话之前，特地说明：“正如马克思所说”[2]268。

确实，把资产阶级视为“革命的遗嘱执行人”，这不是恩格斯首次这样说的，马克思在以前的许多场合都这样说过，特别是在《一八五九年的爱尔福特精神》一文中做过详尽的说明。马克思在这篇文章中明确地指出：“反动派正在实现革命的纲领。”[3]462在马克思看来，由反动派来实现革命的纲领，这“似乎是矛盾的现象”，但正是这一矛盾的现象“说明了至今仍在扮演1789年革命遗嘱执行人角色的拿破仑主义具有力量的原因”。马克思看到了“革命的纲领在反动派的手中就变成对相应的革命意图的讽刺，从而成为不共戴天的敌人手中最厉害的杀人武器”，看到了“反动派是照路易·波拿巴实现意大利民族派的要求那样来实现的革命的要求的”，但马克思强调这不妨碍“给德意志联邦议会改革的怪影增加了力量”，而正是这个“怪影”“在1848年革命的坟墓上跳着离奇的幽灵舞”[3]462。

后来的实践表明，资产阶级作为“革命的遗嘱执行人”所“执行”的内容超出了实现民族独立的范围。当年的铁血宰相俾斯麦用著名的“胡萝卜加大棒”的手段，不仅实现了德国的民族独立，而且在镇压革命人士的同时，又开始实行社会保障制度，如1883年的疾病保险法、1884年的工伤事故保险法、1889年的老年和残疾保险法等。

现今人们所赞颂的资本主义的新发展、新变化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资本主义实施社会保障工程和福利制度;二是实施国家宏观计划调控，以取代纯粹的自由竞争。而实际上，这两个方面的新发展、新变化都与马克思主义在世界上的广泛传播和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密切相关。西方资本主义世界明显地出现这两个方面的新发展、新变化始于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的美国罗斯福新政时期。而罗斯福在当时之所以要推行凯恩斯主义，强化国家对经济的管制与干预，之所以要公布一系列社会保险法，甚至对就业者规定最低工资和每周最多工作时间，显然是深受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批判的影响，被迫顺应历史发展趋势，“无奈地”充当了马克思所阐述的社会主义原则的“遗嘱”的“执行人”。而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这种国家调控和社会福利制度逐步扩展到大多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这就标志着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资产阶级统治者在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压力下，为了“拯救资本主义”，普遍被迫从其对手那里吸收与其资本主义的本质相对立的社会主义因素。

明明是马克思主义的反对者，明明是社会主义运动的镇压者，却扮演了被反对和被镇压的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的“遗嘱”的“执行人”;马克思主义所昭示的一些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理想竟然用这样一种方式，即竟然通过其“对立面”、通过“反面的偶然性”得到了某种程度的兑现，这就是出现在我们面前的历史事实。这一历史事实说明了什么呢?说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是正确地反映了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它们在这一世界上展现和发生作用是不可阻挡的;说明马克思主义仍然是指引当今人类胜利前进的旗帜，不管你承认与否，你要往前走，就必须在这面旗帜下行走;说明正如后现代主义大师所说的，马克思主义已成为人类的宝贵的精神遗产，只要你生活在这个世界上，你就必然会成为这一遗产的继承人。有人曾经这样指出，想要知晓马克思主义在当今世界上的伟大作用，就去看一看当今资本主义世界所实施的某些政策，看一看在当今资本主义世界所出现的新发展和新变化。马克思主义的对立面充当其“遗嘱”的“执行人”，尽管这些“遗嘱”的“执行人”往往怀着不良的动机，用一种滑稽可笑甚至歪曲的方式来“执行”“遗嘱”，但这给资本主义世界带来了这样那样的发展和变化，而这些发展和变化显然有益于广大劳动人民。这对马克思主义来说并不是坏事。我们从中看到了马克思主义顽强的生命力和不可战胜。

二

其二，资本主义社会出现的最显著的新变化是物质财富的不断增加，但这主要是由科技革命带来的，而不是根源于资本主义制度，所以这一变化不足以推倒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的基本结论。

人们谈论资本主义的新发展、新变化，讲得最多的是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的提高，物质财富的增加，资本主义社会成了“富裕社会”。在马克思宣布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已成了束缚生产力发展的桎梏以后，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力又获得了如此迅猛的发展，确实是马克思始料未及的。问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物质财富的增加的“功劳”能不能完全记在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的头上?

只要我们仔细地分析一下资本主义社会的物质财富增加的整个过程，马上会发现，这主要是由新科技革命带来的。科学技术的革命性的发展，不仅使生产力获得了量的迅速增加，而且也改变了生产力的增长模式，科学技术直接物化为物质财富。生产力的发展从主要依靠劳动工具转变为主要依靠科学技术。在物质生产的各个领域都充分显示了科学技术的力量。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资本主义世界先后出现了两次科技革命，而这两次科技革命促使资本主义社会从一般工业社会变成了发达工业社会，又从一般的发达工业社会变成了“富裕社会”。[4]第一次科技革命发生在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它以原子能和电子计算机的广泛发展及其运用为主要标志。伴随这次科技革命的是资本主义国家出现了国民生产总值以年均5.5%的速度增长。到了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在资本主义国家以信息技术为中心的高科技产业迅猛崛起，这就是第二次科技革命。第二次科技革命使资本主义国家进入了信息化时代。这次科技革命给资本主义社会带来了多少财富，请看《求是》杂志的描述：“到90年代末，全世界国民生产总值达30万亿美元，其中西方发达国家所占比例高达75%，而美国更是超群挺出，独占26.6%，人均国民生产总值3万美元还多。”[5]另据世界银行的统计，2003年全球国民生产总值36万亿美元，其中美国占10.9万亿美元，独占30.28%;包括美、日、德、英、法、意与加拿大的7国集团，总人口占世界11%，但GDP却占世界65%。在这两次科技革命的进程中，资本主义在生产力发展和物质财富增加方面的变化，是任何人也无法否认的客观事实。

资本主义社会中科技革命不仅带来了生产力的提高和物质财富的增加，而且也使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结构发生了一定的变化。这里所说的经济结构既包括产业结构也包括就业结构。拿产业结构来说，随着科技革命的展开，资本主义国家中的第一产业即农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比重日益下降。进入20世纪90年代，资本主义国家的农业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重降到了5%以下，个别国家甚至只占2%左右;而第二产业即工业，一改在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的不断上升趋势，到了70年代以后，由占国民生产总值的1/2下降到1/3多一点。许多传统的工业都成了“夕阳工业”;与此同时，资本主义国家的第三产业即服务业，从20世纪60年代起则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例由原先的1/2上升到接近2/3。再拿就业结构来说，就业人数在各产业中的比例也随之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即第一和第二产业的就业人数不断减少，而大量向第三产业转移。资本主义社会中经济结构的这种变化也如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财富的增加一样，是所有人都能感觉得到的、每天都在人们面前展现的变化。

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所出现的生产力的发展、物质财富的增加、经济结构的变化是客观存在的事实。它们的出现与科技革命密切相关，它们主要伴随着科技革命的出现而产生，这也是不争的事实。需要探讨的是，如果所有这一些都是由科技革命带来的，那么发生在资本主义社会之中的科技革命，与资本主义制度、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有着怎样的联系?我们不能说科技革命的出现与资本主义毫无关系，但实际上科技革命与资本主义制度没有本质性的联系。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科技革命的出现及其带来的一系列的进步的、积极的社会效应，在总体上也都是自发地进行的。也就是说，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科学技术进步的社会政治作用源自于科学技术本身。资本主义的制度对此有一定影响，但不能对这种影响估计过高，而且这种影响既有正面的又有负面的，甚至可以说负面影响要大于正面影响。马克思曾经把科学技术看做是“历史的有力的杠杆”，“是最高意义上的革命力量”。事实上，科学技术自身所具有的这种革命性与进步性，与资本主义制度是互相冲突的。资本主义的最高目的是提高利润，从而它非但不可能甚至还会阻碍科学技术展现自身的进步的社会功能。资本主义总是迫使人们付出重大的代价来换取某些社会政治方面的进步。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科学技术在履行进步的社会功能的过程中，由于得不到社会制度方面的驱动，它只能自发自主地进行，而且这种进步的社会功能一旦与资本主义制度联系在一起，其进步意义与内容还往往大打折扣。我们完全可以设想，倘若科技革命发生在与资本主义完全不同的、与科学技术的革命性与进步性真正相符合的环境之中，那么我们将会看到科技革命给人类带来更大的福音。由此看来，科技革命的出现以及与此相应的资本主义社会中所出现的一系列新变化，并不能从根本上使资本主义的形象得以彻底改变，并不能据此证明马克思对其的批判是错误的，也就是说，这些变化也不支持马克思主义“过时论”，因为所有这一些变化都不是资本主义本身带来的。

原文来自:中国财经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