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电影中，饰演瓦尔特的巴塔·日沃伊诺维奇

6月18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塞尔维亚总统尼科利奇举行的晚宴上，谈及南斯拉夫电影时说，“《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桥》等南斯拉夫电影曾在中国热映，激荡人们的爱国情怀，伴随着我们这一代的青年时期”。随后，他接见了“瓦尔特”扮演者的遗孀朱莉雅娜。

1977年，《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在中国放映时，各大影院的门前排起了长龙，电影票空前紧张。在此后很长的一段时期内，“瓦尔特”成为中国观众家喻户晓的名字。有中国厂商甚至用“瓦尔特”作为啤酒商标，足见这一角色的深入人心。而同时公映的另一部电影《桥》中的主题曲《啊，朋友再见》则更是在青年人中广为传唱。

此前，5月22日，扮演“瓦尔特”等角色而享誉世界的塞尔维亚演员韦利米尔·巴塔·日沃伊诺维奇因病逝世。日沃伊诺维奇因为在《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中扮演“瓦尔特”、在《桥》中扮演“老虎”而被中国观众所熟悉。

南斯拉夫时代的电影传奇明星

“空气在颤抖，仿佛天空在燃烧”“是啊，暴风雨就要来了”“看，这座城市，它，就是瓦尔特”……《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里的这些经典台词，在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广泛传诵，成为一代人的集体记忆。

饰演瓦尔特的日沃伊诺维奇是南斯拉夫时代最著名的电影明星，他在55年的影视生涯中，出演过300多部电影。他是南斯拉夫饰演电影角色最多的演员，最多的时候他甚至同时拍摄14部影片，这在世界电影史上也极为罕见。1965年、1967年和1972年，他三度荣获南斯拉夫最佳男演员奖。在南斯拉夫解体后，日沃伊诺维奇的艺术成就仍然得到认可，并于1993年获得“终身成就奖”。

1933年，日沃伊诺维奇生于贝尔格莱德附近一个小村庄。小学毕业后，他曾当过一段时间的木匠和油漆工。这一段生活对他以后创造工人和农民形象很有帮助。

在南斯拉夫，日沃依诺维奇是为数不多的、受过系统表演艺术训练的演员。他先后在诺伏萨德戏剧学校和贝尔格莱德戏剧学院学习了8年表演艺术。毕业后，他最开始从事话剧工作。1955年，他因在影片《库姆巴拉山上的歌声》的出色表现开始小有名气。1959年，他在影片《没有时刻表的列车》中的演出，让他迅速走红。

日沃依诺维奇演过工人和农民，演过正面人物，也演过反面角色，甚至还反串过女角。他成为多面手的秘诀是勇敢和勤奋。比如，为了培养游击队员的气质，他曾深入部队，向那些在战火中出生入死的游击战士学习。日沃依诺维奇能歌善舞，会开汽车、坦克、火车、飞机，具有多方面的技能。在《空中飞行中队》中，他驾驶飞机是实际拍摄的。开始他在地上练，后来能起飞了又不会降落，但50天之后，他竟成了一名合格的飞机驾驶员。

日沃依诺维奇扮演最多的还是南斯拉夫游击队员，他塑造了各式各样的南斯拉夫游击队员形象。在我国上映的南斯拉夫影片中，如《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桥》《夜袭机场》《苏捷斯卡战役》《黎明前到达》《空中飞行中队》和电视片《巧入敌后》中，都有他担任的游击队员角色，他因而被国内观众称为“传奇式的游击队员”。他具有很好的气质和形体条件，他身材高大，魁梧威严，充满智慧的双眼深嵌在脸膛上。他“那双大手要是扼住敌人的脖子，那简直像把钳子，不必再要其他武器了”。也因此，他成为南斯拉夫人民心中永不倒的英雄。

像瓦尔特那样

《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是一部曾经在中国家喻户晓的影片，1977年在中国上映时引起巨大轰动。

1944年，德国在战场上节节败退，贝尔格莱德已经失守。德军试图把占领巴尔干半岛的某军团20个师撤回德国以做困兽之斗。中途，他们的坦克燃料需在萨拉热窝的油库补给。党卫军冯·迪特里施上校被派遣到萨拉热窝，负责秘密运输燃料的“劳费尔行动”。

一个以绰号“瓦尔特”为领导人的游击队在破坏这个行动，而且几乎没有几个人知道瓦尔特的样子和身份。于是，德国人派党卫军上尉康德尔以瓦尔特的身份打入抵抗运动组织内部，并几乎抓捕到了真正的瓦尔特。最终，游击队的皮劳特和战友们铲除了叛徒和假瓦尔特，炸掉了运送燃料的火车，而皮劳特就是瓦尔特。

影片中“瓦尔特”的原型是瓦尔特·佩里奇(1919年至1945年)，他是“二战”期间萨拉热窝抵抗运动的领导人。1940年之前，他在萨拉热窝的一家银行工作，并从事地下工作。1942年，他转移到解放区，成为营长。1943年，他奉命潜回萨拉热窝领导游击队。1945年，他在解放萨拉热窝的战斗中牺牲，从此成了萨拉热窝英雄的象征。

和《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相比，1977年公映的《桥》也是一部毫不逊色的电影。《桥》上映于1969年，讲述1944年的事。1973年作为“内参片”由北京电影制片厂译制成中文，1977年公映。

该影片的情节并不复杂：“二战”接近尾声时，德军要守一座桥，南军要炸掉这个桥。德国方面执行守桥命令的是一个团的正规军，南斯拉夫方面执行炸桥命令的是一小队游击队员。著名的“瓦尔特”——日沃伊诺维奇在这部影片里扮演游击队少校“老虎”。双方核心人物都不多，德国方面三四个，南斯拉夫方面六七个，场景主要集中在桥上以及以桥为中心的周边地区。

这部电影在我国一代人(尤其是1960年代出生的一代)的生命里，光芒长在，记忆犹新。影片公映后，其中的“名言警句”很快融入当时的社会，经常被人引用，成为表达特定情感的媒介。比如，“猫头鹰”审讯小分队的那场戏：“彼得罗维奇先生可不可以告诉我你们要到哪儿去呀？”“去收玉米！”“嗯，听说今年的玉米长得不错呀。请问，那谁是你们的收获队队长呢……还到过西班牙！——你到那儿去干什么？也是去掰老玉米……请你把手放下吧——女人的内心我总是琢磨不透。”

除了《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桥》两部影片，和当时的许多社会主义国家的电影一样，南斯拉夫电影拍摄的都是反法西斯战争的惊险影片。但其不仅靠惊险的情节和生动的人物取胜，其中许多细节和场面的刻画更令人难忘。与当时以“英勇就义”为主调的国产电影表现方式不同的是，这些影片中对“牺牲”情景充满了情感意味的描写。

比如在《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中，被假瓦尔特蒙骗的青年们在广场上遭到屠杀的情景；另一个关于牺牲的故事是丽莎的父亲、老游击队员谢德的死。

在《桥》中，活泼可爱的班托尼在撤退中不幸被敌人打伤了腿。他拖着受伤的腿，在沼泽中拼命地跑，带着一种恐惧和求生的欲望。敌人围上来，他一次次倒下，又一次次站起来，直到战友忍痛扔出了炸弹……这也许不是牺牲，而是战争的残酷，但当时国内的电影缺少的是这种对战争的批判。

和这些影片相比，更让人耳目一新的是南斯拉夫一部现实题材的影片《临时工》。该片于1982年在中国公映，影片中“瓦尔特”的内弟、那个“卑微”的临时教书匠西尼沙自由和自尊地生活以及片中每一个人认真追求幸福的态度，还是让当时已经处于思想解放时期的人们感到震撼。在影片里，西尼沙虽然不是游击队战士，但他追求自由、个性和尊严的性格让人印象深刻。实际上，在这一时期上映的《南方铁路之战》《26个画面的占领》《夜袭机场》《黎明前到达》《萨拉热窝谋杀事件》等一系列南斯拉夫电影中，都可以找到这种充满了性格魅力的人物。

南斯拉夫电影及其在中国的传播

准确地说，南斯拉夫电影是从“二战”结束后才开始的，起步比较晚，但发展较快。1951年，南斯拉夫对电影事业进行了一次改革。“那年，所有的工厂和企业都回到工人的手中，电影企业自然也不例外。由于电影工作者同时成了自己企业的职工和主人，他们就能直接关心到他们影片的成功，从而促进了影片质量的提高。”南斯拉夫电影人摩斯托维奇说。

和欧洲其他的社会主义国家一样，南斯拉夫的电影此时已经开始进入中国，而且其影响一直持续到1980年代。据不完全的数据统计，这30年间，中国内地一共译制、引进了大约30部左右的南斯拉夫电影，其中，1950年代8部，1970年代19部，其余9部为1980年代译制。

1950年代，对南斯拉夫电影的引进和译制，是中国对以苏联为首的欧洲社会主义国家文化全方位接受的“大动作”中的一个组成部分。让人奇怪的也许是在1960年代南斯拉夫电影的译制出现了一个空白期。寻找历史原因可以发现，此时，南斯拉夫已经和苏联一样被视为非社会主义的“修正主义国家”。而1970年代至1980年代又恢复译制和公映南斯拉夫电影，是因为中、南两国又在与苏联决裂和共同敌对中有了一致的立场。

有意思的是，1970年代初期，民众对公映的外国电影，即社会主义国家的电影，曾用“顺口溜”的形式点评：“越南电影，飞机大炮；朝鲜电影，哭哭笑笑；罗马尼亚电影，搂搂抱抱；阿尔巴尼亚电影，莫名其妙；中国电影，新闻简报。”南斯拉夫电影不在这个名单之中，这从一个侧面也反映了南斯拉夫电影没有那么模式化。

事实上，相对于其他欧洲社会主义国家的电影，南斯拉夫的影片是很有口碑的，除了《桥》《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其他的如《第26个画面的占领》《临时工》《你好，出租车》以及《开往克拉列沃的列车》等，都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尤其，《桥》《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这两部电影，在当时可以看作是南斯拉夫电影的象征。1970年代末至1980年代初，在公映的电影中，红了两个人，一个是日本影星高仓健，一个是日沃伊诺维奇。1980年代的青年要是不知道这两个名字那简直是不可想象地落伍。实际上，《桥》《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是在1973年就被引进和译制的，但当时并没有公映，而是“内部放映”(内参片)，属于特供文化产品。

1970年代，人们可消费的文化产品很少，外国文艺作品更是稀缺。外国电影只局限在苏联、东欧和朝鲜、越南等几个社会主义国家，19世纪的西洋古典音乐也被禁。所以当《桥》中出色的电影音乐一出现，即获得强烈的反响。

《桥》的主题曲《啊，朋友再见》被音乐界广为翻唱、流布甚广。1970年代末至1980年代初，很多流行音乐被认为具有意识形态色彩，是靡靡之音，被视为资产阶级文化的代表而被大加批判。但翻唱《桥》的主题曲是安全的，因为它来自社会主义国家的电影。

“文革”时期，在“样板戏”美学影响下，中国的文学艺术变得模式化和肤浅化。比如，但凡一个人物出来，只要看其面相(好看还是难看)、打扮(敌军装还是工农装)、口气(理直气壮还是阴阳怪气)，就知道他是“好人”还是“坏人”，而他们的结局也就不难猜测。而南斯拉夫电影中，“好人”看上去不像“好人”，“坏人”看上去颇有“正面形象”，这些非模式化的艺术表现，让国人耳目一新。

比如，电影《桥》中，有一些情节就完全突破了当时国人的观影认知：“完成了光荣的任务”，但炸桥的英雄却摔死在桥下；同样让人不能接受的——班比诺被自己人炸死？怎么也得抢救回去啊？但正是这种“不能接受”的事情和人物，才反映出战争的残酷和历史的真实，启迪了当时处于思想解放中的人们。正因此，这些影片才得到如此大的反响，成为1980年代思想解放潮流中的一部分。

原文来自:中国财经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