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使得政府和公众不得不思考难民安置业务私营化的弊端。

国难财无疑是件令人发指的事，而当这个“国难财”是“别人”自己送上门来的时候，似乎这“国难财”发得就不再是把自己的财富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这么简单的事情了。

“靠穷人致富”

自2015年夏天以来，德国一直接受来自叙利亚的难民。尽管从默克尔政府决定这么做的第一天起，反对的声音就没有消停过，但德国的这一举动着实让很多德国问题专家“买账”，认为这是德国作为欧盟内有影响力的大国“牺牲部分自己而保全整个欧盟的秩序稳定”的负责任的做法。国际媒体对德国的难民危机也是铺天盖地地关注，报道焦点主要集中在难民数量、政府态度、难民生活等事实，以及难民潮对整个欧洲秩序、治安、甚至经济带来的挑战。

然而确实有少数德国自己的媒体和媒体人，把焦点集中在了这次难民危机中的获益者，尽管人们不愿看到，但他们还是绘制出一条难民潮受益者链条。这个链条上，既有普通的旅馆经营者，又有大型建造企业，甚至还有为政府服务的政客。

乌多·乌尔夫科特是德国著名的记者，政治学家，畅销书作者。他在2015年出版的新书《难民产业——政客、记者和社会团体怎样从难民潮中获利》里指出，不断涌入的难民给德国带来数十亿的大生意。“靠穷人致富”，这是某产业的信条。这个产业以社会救助的面目示人，背地里却大肆敛财。德国的难民产业现在是很多公司梦寐以求的大生意。

据媒体报道，去年一年，德国接收了100万余名来自西亚和北非的难民。每个难民每个月要花掉纳税人大约3500欧元，每月开销为35亿欧元，每年就是420亿欧元。这笔开销够所有失业者一年之用。而德国联邦政府预计，今年至少还有45万难民向德国寻求庇护。

揭露“借难民潮牟取暴利”的真相，是一个禁忌。而富有争议的乌尔夫科特向来都是打破禁忌的人。早在2014年，他就曾出版过轰动一时的揭发媒体黑暗的著作：《被收买的记者：政治家、情报机构和金融高层是如何驾驭德国大众媒体的》。与乌尔夫科特一同扮演“揭露者”角色的还有德国的部分媒体。

房地产和政客受益最多

《法兰克福汇报》就找到了一家在难民潮中受益的名叫“安娜旅店”的小旅馆。这家并不在法兰克福市中心的小旅馆并不起眼，很长一段时间内都很少有旅客问津。正当小旅馆为每日居高不下的空房率发愁的时候，难民为它带来了新的商机。大概一年以前，这家小旅馆陆续接收了89名来自西亚和北非的避难申请者，这使得这家旅馆的一大部分客房被长期占用，而费用由市政府来买单。尽管价格低廉，但这长期的订单正是每个旅店老板梦寐以求的生意。这家旅店的负责人在接受《法汇报》的匿名采访时透露，他们甚至为此多聘用了一名管理人员。至于具体法兰克福市政府向这家旅馆支付了多少钱却是个“不能公开”的秘密。

然而《法汇报》记者却找到了另一位“愿意开口”的人。一位在其两处收容公寓收纳有35位来自叙利亚、伊朗以及巴基斯坦的避难申请者的德国男子向《法汇报》透露，每位避难申请者每晚向他支付25欧元的费用。一年下来，这35名难民可以给这位男子带来近32万欧元的收入，这相当于德国人均年收入的十倍。面对利益的诱惑，很多德国人都在打收留难民的主意。

然而和大型专业公司相比，这些个人和小旅馆只能是“小巫见大巫”。据德国媒体报道，去年年初，不来梅的一家名公司获得了两笔大订单，一是在图林根建一所难民营，订单总额约300万欧元，还有一笔是在沃尔夫斯堡运营一座难民收容设施，每年的收入是30万欧元。

再比如拥有多达2000名雇员的一家名为“欧洲居家看护”、原本以提供老年人看护为主要业务的公司在其网页上宣称，他们正在为约100多个难民收容机构提供服务。这家1989年成立的企业可以针对难民的安置提供全方位的服务，从规划顾问，到建筑物整修，再到语言班，以及帮助难民与政府机构打交道的咨询服务，甚至专门的管理软件，应有尽有。值得注意的是，自2015年夏天，这家企业收容的难民和自身雇员的数量都在上升。有数据显示，这家企业从2008年到2013年间，营业额翻了四倍，而这还是2015年夏天难民潮之前的数字。

除了为安置难民新建居所以外，“利用现有资源”似乎是更经济的做法，为了解决难民的安置问题，每个城市政府都想尽一切办法。据德国《焦点》杂志报道，汉堡市就为难民租下了一条110米长的船，这条来自荷兰的旧船可以为难民提供216个床位。而汉诺威市更是翻修了废弃的成人旅馆为25位难民提供住所。这样，那些原本已经失去经济价值的东西在难民潮的推动下，竟然也“老树发出了新芽”。

面对难民潮带来的商机，很少有人不会蠢蠢欲动，有些人甚至还推波助澜。据德国《明镜周刊》本周报道，德国萨克森州城市卡劳斯尼茨的一家金属制造公司向莱比锡的一处难民收容所提供可移动简易房。而该公司的负责人弗兰克·赫策和最近发生在卡劳斯尼茨的针对难民抗议活动的发起者是同胞兄弟。近期，柏林市政府就因为被曝光花费23.8万欧元（约合177万元人民币）聘请麦肯锡公司为其提供难民业务咨询而陷入了激烈的批评。

利益推动下，趋势还在继续

比起商人，政治家似乎更看重难民对整个德国社会和德国在国际社会中形象的价值。德国社会老龄化加上出生率负增长等因素造成的劳动人口减少已成为未来德国经济发展的挑战。德国纽伦堡劳动就业研究机构此前发布的报告认为，德国在2015年以后劳动力规模会大幅减少，这将为约40万名外来难民提供新的工作机会。利用难民解决长期的劳动人口短缺的问题似乎更是政治家们打的算盘。值得注意的是，这些难民很多并非真正意义上的难民。以叙利亚为例，从叙利亚启程偷渡到德国需要向蛇头支付每人至少3000美元的费用。这对举家出动的叙利亚家庭来讲并非是个小数目。因而可以推断，那些能够成功抵达德国的叙利亚“难民”至少在叙利亚是中产阶级的家庭，其中很多教育程度相对较高，这就更为德国通过难民来弥补劳动人口短缺提供了很好的基础。

自上世纪90年代难民潮达到顶峰之后，很多德国的公立难民收容机构就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这使得政府靠自己处理难民安置问题就显得捉襟见肘。然而在安置难民的过程中，政府到底该如何处理与私人企业之间的关系值得深思。且不说面对利益诱惑时人性的脆弱，就连难民在入住这些私人收容机构以后的安危本身就已经值得关注了。

2014年，“欧洲居家看护”就因为其下属企业的保安人员在北威州布尔巴赫的一处难民营虐待难民而被媒体曝光，而在去年，媒体报道称柏林市政府终止了与一家私人安保公司的合作关系，因为这家公司在柏林卫生与社会福利局门外负责难民安保工作，其保安人员对难民实施了虐待，并且使用了带有纳粹色彩的词汇。这使得政府和公众不得不思考难民安置业务私营化的弊端。

对美国、英国和澳大利亚难民业务外包给私人企业的情况十分了解的澳大利亚记者勒温斯坦在接受《法兰克福评论报》采访时就表示：“有明显的证据证明，不管在哪里，只要难民业务被视为一种盈利工具，那么收容所里的条件就一定会变差。企业不会牺牲成本去提供好的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