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随着“亚太再平衡”战略的持续推进美国在南海问题上改变了不介入和保持中立的立场，不但鼓励其他“主权声索国”对抗中国，而且经常派军舰或战机到南海挑衅。

关于中美在南海问题上的博弈及其对中美关系的影响，学者们已经从不同的视角做了大量的研究工作，但是目前还没有学者专门从身份认知的视角来进行系统研究。

本文着眼于中美之间关于双方国家身份的认知差异，通过分析认知差异的具体表现、产生原因和作用机理来研究中美南海博弈。

1国家身份的认知及认知差异的产生

对本国和他国国家身份的认知是大国领导人制定外交政策的重要依据。亚历山大·温特把身份作为有意图行为体的属性，它可以产生动机和行为特征。

他认为身份根源于行为体的自我领悟，但是这种自我领悟常常依赖于其他行为体对这个行为体的再现与这个行为体自我领悟之间的一致。换言之，两种观念可以进入身份，一种是自我持有的观念，一种是他者持有的观念。

身份是由内在和外在结构建构而成的。国家身份也包含自我认知和他者建构这两个方面的内容。所谓国家身份的自我认知指的是一个国家对其在国际社会中所处位置的认识与判定。然而，国家身份的自我认知离不开其他国家的认可即国家身份的确定也是一个被他国建构和认同的过程。

奥卡姆剃刀原理表明，人们通常倾向于把复杂问题简单化，寻求对现有信息的最简约解释。因此，人们对国家身份的认知倾向于采用简单的两分法

例如: 维持现状国家与改变现状国家、恢复原状国家与改变原状国家、 民主国家与专制国家、资本主义国家与社会主义国家、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海权国家与陆权国家、正义国家与邪恶国家、受害国与加害国等。大国领导人在博弈中最关心己方与对方的哪种国家身份主要取决于引发博弈的焦点问题。

罗伯特·杰维斯在 《国际政治中的知觉与错误知觉》一书中把知觉作为理解外交决策的重要因素进行了系统的研究。他认为，作为决策者的人，具有同所有人一样的认知局限，所以难免出现错误知觉。

加上决策的制定总是处于不确定的复杂条件下，决策者对环境和他人的判断常常是一个选择性知觉、错误知觉和知觉扭曲不断发生的过程。由于国际政治中存在错误知觉，国家身份的自我领悟和他国建构有时会出现不一致的情况，即某个国家对国家身份的自我判定得不到他国的认同。

在这种情况下，该国认为理所应当的行为在他国眼中却变得不可接受，从而导致两个国家之间发生误解和不满，乃至引发本可避免的冲突。在大国博弈中认知相符现象最容易导致大国领导人对本国和他国身份的误判。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人都有保持自己原有认识的趋向，

当他们接收到新的信息时，总是下意识地使新的信息与自己原有的认识保持一致。如果决策者接收到的信息与自己原有的认识不一致，他们就可能对新的信息或者视而不见，或者曲解误判，使其能够与自己原有的认识一致起来。

我们往往认为，我们喜欢的国家会做我们喜欢的事情，支持我们支持的目标反对我们反对的国家。我们也往往认为如果一个国家是我们的敌人，它提出的建议一定会伤害我们，一定会损害我们朋友的利益，一定会支持我们的敌人。

在那些坚信“人性本恶”的大国领导人看来，对手总是贪得无厌、口是心非的如果对手主动表现出善意和克制，那么这种行为一定是为了掩盖不可告人的阴谋大国领导人还习惯于给自己贴上正面的标签，给对手贴上负面的标签。

在国际冲突中，他们总是认为本国的要求或行为是合理的、合法的，而对手的要求或行为是无理的、非法的。

在大国博弈中，诱发定势也会导致大国领导人对他国的身份产生误判。一个人会根据即时的联想去认识和解读刺激因素。无论理智与否，人们总是根据接收信息之际自己的关注对象来解读收到的信息。

如果他认为其他行为体与自己有着相同的关注和信息，这种解读取向就会得以加强。所以，如果信息发送者与信息接收者有着不同的背景，就会出现错误知觉。

与此同时，大国领导人容易高估本国的影响力和受他国的影响程度。在大国推出某项外交政策后，大国领导人倾向于把他国随后推出的相关外交政策视为对本国外交政策的回应。一旦本国的外交政策陷入困境，大国领导人就会认为这是对方采取敌对行为的结果，与本国外交政策的制定是否合理与执行是否到位没有关系。

在大国博弈中，历史包袱，即“以史为鉴”同样会导致大国领导人对他国身份的误判。一个人从国际关系史的重大事件中学到的东西是决定他的认识的重要因素，这种认识又影响到他对所接收的信息的解读。

然而，如果人们只是简单机械地将现实与历史相比较，就很可能完全错误地认识现实。同样是因为受到奥卡姆剃刀原理的影响，大国领导人在从历史事件中学习时往往不会认真分析详细的因果关系，所以得到的经验是肤浅的，具有过分通则化的特征。

在将现实与历史进行对比时，大国领导人通常会对相似之处特别关注，会比较重视物质的和定量的因素，对差异之处却不会深究，并且容易忽视意识的和定性的因素。事实上正是那些非物质和非定量的因素差异，例如文化差异、信仰差异，导致历史经验变得不适用。

2国家身份认知差异对外交政策的影响

外交政策是国家领导人基于特定环境制定的，并且在特定环境中执行的。人对现实环境的认知结果不仅受到客观因素的影响，而且也受到主观因素的影响

斯布罗特夫妇指出: “一个人的价值观和其他心理倾向指导着他有选择地关注周围的环境他根据有意识的记忆和潜意识的经验去解释经过他选择的周围环境在决策中，重要的是一个人如何认识环境，而不是环境到底是什么。

决策者根据自己对现实的印象制定外交政策，而不是根据现实制定外交政策外交政策能否实现决策者在制定政策时所确定的目标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决策者对现实环境的认知是否准确。如果决策者对现实环境的认知出现了偏差，那么决策者制定的外交政策就会不适应现实环境。

大国领导人在制定外交政策时必然会考虑本国和他国的国家身份，而且会根据外交政策的反馈结果来强化或修正自己对他国身份的认知。双方身份的不同组合将导致不同的外交政策。

对霸权国的领导人来说，如果他判定对方为现有霸权的挑战国，那么他将倾向于采取冲突性的外交政策，通过遏制或打压来阻止对方崛起; 如果他判定对方为现有霸权的维护国，那么他将倾向于采取合作性的外交政策，在维护本国霸权的同时，让对方通过合作得到一定的收益。

还有一种情况，对方对霸权国主导下的国际现状虽然有所不满，但是在总体上得大于失，而且暂时没有足够的实力争夺霸权，这时对方会要求对现状进行有限的改良。本文把这种对本国的发展前景心存疑虑的国家称为现有霸权的“疑虑国”。

如果霸权国的领导人判定对方为疑虑国，那么他将倾向于采取冲突与合作并存的外交政策，一方面坚决遏制对方质疑现有霸权的能力和意愿，另一方面在霸权国能够容忍的范围内适当满足对方的要求。

反过来，其他国家的领导人在制定针对霸权国的外交政策时，也会根据他对自己国家身份的判定来选择最合适的外交政策。

由于挑战国和疑虑国的本质差别在于对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不满程度的高低所以霸权国有可能把挑战国误判为疑虑国，或者把疑虑国误判为挑战国，但是通常不会对维护国的国家身份产生误判。

如果霸权国与挑战国之间没有发生国家身份的误判，那么在互相冲突的外交政策的作用下，两国之间的矛盾将逐渐升级，双方最终很可能会走向战争。

如果霸权国与疑虑国之间没有发生国家身份的误判，那么双方将不断地进行外交试探。如果霸权国能够长期保持明显的实力优势，并且愿意让疑虑国分享部分权力，那么疑虑国将逐渐转变为维护国。

如果霸权国能够长期保持明显的实力优势，并且不愿让疑虑国分享部分权力那么疑虑国将保持现有的国家身份。如果霸权国逐渐丧失实力优势，并且愿意向疑虑国让渡权力，那么霸权国和疑虑国将实现霸权的和平转移。如果霸权国逐渐丧失实力优势

并且不愿向疑虑国让渡权力，那么疑虑国将逐渐转变为挑战国。如果霸权国把疑虑国误判为挑战国，那么就会基于防卫目的对它采取冲突性的外交政策。如果一个国家认为其他国家知道它不构成威胁，那么它就会相信这些国家只有在心怀侵略意图的时候才会扩充军备或实施敌意政策。

疑虑国认为自己并没有公开挑战霸权国，因此不会认为霸权国的遏制或打压是出于担心或恐惧，反而会从即便是最低烈度的冲突中推导出霸权国怀有天生的敌意和险恶的用心。一旦疑虑国为了维护国家利益，采取自认为属于正当防卫性质的反击，霸权国就会更加确信对方早就图谋不轨。

如果冲突双方都认为己方是正义的，对方是邪恶的，那么一旦己方的正义行为遭到对方的反制，便坐实了对方是邪恶国家的预判。这种关于国家身份认知的差异和对立将导致霸权国和疑虑国陷入敌意螺旋和自证预言，从而难以摆脱安全困境。如果疑虑国没有因此转变为挑战国

同时霸权国也没有选择发动预防性战争，那么这种安全困境仍有缓和的可能如果霸权国把挑战国误判为疑虑国，那么就会对它采取冲突与合作并存的外交政策。

挑战国将因为霸权国的绥靖政策暂时得到安抚，然后寻找机会提出新的要求当霸权国发现无法继续满足对方要求时，就会意识到己方之前误判了对方的国家身份，转而对挑战国采取冲突性的外交政策。

3中美在国际体系层面的身份认知差异

在国际体系层面，美国是后冷战时期公认的国际体系中的霸权国。中国相应地把自己界定为美国霸权的“疑虑国”，而非“挑战国”。 中国既把自己定位为现有国际体系与国际秩序的参与者、合作者，又把自己定位为建设者、完善者。

中国政府从来都没有隐藏对现有国际体系与国际秩序的不满，也没有放弃对此加以改良的愿望，只是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提法。

在 2000 年 9 月的联合国“千年首脑会议”上，江泽民主席以“建立新秩序，开创新世纪”为主线，全面系统地阐述了中国关于国际新秩序的主张，并倡导“国际政治多极化，国际关系民主化”。

2007 年 10 月， 中共十七大报告指出: “我们将继续积极参与多边事务，承担相应的国际义务，发挥建设性作用，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2012 年 11 月，中共十八大报告既谈到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又谈到推动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朝着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2016 年 2 月 25 日，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在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 CSIS) 发表题为《发展中的中国和中国外交》的演讲。

王毅表示，中国会成为美国的主要对手并取代美国的臆测是一个伪命题。中国在未来很长时间里将会聚焦自身发展，无意也不会挑战任何国家，也无意取代他人。

冷战结束后，美国对中国的国家身份认知发生过几次重要的转变。在认知相符现象的作用下，对于拥有不同政治制度的社会主义中国，美国怀有根深蒂固的不信任。

在克林顿执政时期，美国高举民主、自由的旗号，试图改造所谓的“异类”国家而中国成为美国重点防范与改造的对象。在小布什执政初期，美国将中国视为战略竞争者，对中国采取咄咄逼人的遏制政策。

在“9·11”事件爆发后，面对国际恐怖主义的严重威胁，美国一度把中国视为负责任的利益攸关者。在奥巴马政府上台后，由于中国的快速崛起和美国的相对衰弱，美国认为自己的各项核心利益开始受到中国的挑战。

基于“美国例外论”和“天定命运论”美国在历史上逐渐形成了“完美的自我”与“邪恶的他者”的想象。 “邪恶的他者”的想象诱导美国愈加担心自己在国际体系中的地位，唯恐自己大权旁落和控制能力下降，“霸权焦虑”就此产生，而中国正好填补了由于苏联解体导致的“威胁性的他者缺失”。

尽管事实表明中国选择的是在美国主导的现有国际体系内和平崛起的道路，美国却把中国视为最主要的战略竞争对手。诱发定势同样导致美国在国家战略上对中国产生了无端的猜疑。

2012 年 6 月，美国国防部长莱昂帕内塔在第 11届香格里拉对话会上提出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 指出美国将在 2020 年前向亚太地区转移一批海军战舰届时将 60%的美国战舰部署在太平洋。

2013 年 9 月和 10 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出访中亚和东南亚国家期间先后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大倡议。

在美国主导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TPP) 将中国排除在外的背景下， 习近平主席在 2013 年 10 月 2日提出倡议筹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 ( 简称亚投行) 2015 年12 月 25 日亚投行正式成立。 在满腹狐疑的美国看来，中国“西进”是在对冲美国“东归”，而亚投行的建立则是在挑战美国的金融霸权。

在国际体系层面，目前中美关于中国国家身份的认知存在分歧: 中国认为自己只是美国全球霸权的疑虑国，而美国更倾向于认为中国是挑战国。对此，中方已经有所察觉，并且正在努力消除美方的误判。

2016 年 3 月 5 日，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在谈到南海局势时指出，美国有一种论调声称中国在南海维护主权的行动是在试图争取“西太平洋的主导权”，而中国一旦取得了“西太平洋的主导权”，就要挑战美国的全球霸权。崔天凯认为这是一种战略误判，呼吁美国不要重蹈覆辙。

中美对新型大国关系的概念及其内涵的认知存在分歧。针对2012 年初习近平在访美期间提出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倡议

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提出中美要建立一种 “在竞争与合作中实现最佳平衡”的大国关系。中方认为，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就是要“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互利共赢”

美方认为，就是要打破“崛起国与守成国必然冲突”的历史魔咒， 建立基于“务实合作和建设性处理分歧”的大国关系新模式。美国提出要打破“崛起国与守成国必然冲突”的历史魔咒，恰恰说明美国已经把中国视为最主要的潜在挑战

中国主张多极化，美国想要继续领导世界。这个难以调和的根本矛盾导致中国的综合国力越接近美国，美国对中国的战略意图就越警惕。得益于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的道路，中美在国际体系层面的安全困境仍处于可控的状态。

4中美在南海地区层面的身份认知差异

在相当程度上，南海地区当前局势与美国对中国的无端猜疑与制衡有着密切关联。在南海地区层面，目前中美关于双方国家身份的认知存在着明显的差异美国认为中国是南海地区权力平衡的破坏者、南海问题的“麻烦制造者”、南海航行自由的威胁者。

中国则认为自己一贯致力于维护南海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从未威胁过南海的航行自由，相反美国重返亚太的军事部署导致南海地区的权力失衡，美国在南海争端中“选边站”的介入立场无异于火上浇油。

在南海问题上，中美两国都认为，自己的行为是合法的、光明磊落的，而对方的行为是非法的、居心叵测的; 南海局势的缓和归功于自己的克制，而南海局势的紧张归咎于对方的挑衅。多种因素共同导致中美在南海地区层面产生了明显的身份认知差异。

一方面，因为美国在国际体系层面更倾向于认为中国是挑战国，所以美国在南海地区层面对中国抱有先入为主的偏见，认为中国正在试图挑战美国在南海地区的主导权;

另一方面，中美两国在南海的岛礁归属、岛礁建设和航行自由问题上存在着严重的分歧。在南海的岛礁归属问题上，中国关注原状，而美国更关注现状。南海诸岛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一部分，中国对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

中国从来没有放弃收复被占岛礁的正义要求，因此将自己视为“忍辱负重”的受害者和希望恢复原状的国家。1980 年1 月30 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中国外交部的文件《中国对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的主权无可争辩》，从历史和法律的角度阐明中国对这两个群岛拥有主权。

1983 年9 月14 日，中国外交部新闻司司长齐怀远在新闻发布会上指出，中国对于南沙群岛的合法主权绝不允许任何国家以任何借口和采取任何方式加以侵犯。近年来针对菲律宾和越南在南海问题上的不断挑衅，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多次严正表明中国政府在南海主权问题上的坚定立场。

2015 年9 月18 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洪磊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 中国对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主权，对此拥有充分的历史和法理依据。中方和美方一样倡导在南海维护航行自由，但是反对任何国家以维护航行自由为名，挑战中国的领土主权和安全。

由于美国建国历史和崛起过程的特殊性，美国在领土归属问题上更看重实际控制，而非历史继承。近年来，美国政府和军方的高官不断质疑中国在南海的领土主张，反对中国通过使用武力来收复被占岛礁。在南海问题上，美国把中国判定为“恃强凌弱”的加害者和希望改变现状的国家。

2014 年2 月5 日，美国负责东亚和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丹尼尔·拉塞尔在国会听证会上表示中国的南海主张“缺乏基于国际法的任何清晰解释或依据”中国提出的九段线主张“不符合国际法”。

为了表明美国支持菲律宾将南海争端提交国际仲裁的坚定态度 拉塞尔于4 月3 日在参议院听证会上表示: 中国不应该质疑美国捍卫其亚太盟友的决心并且警告中国不要试图在南海复制克里米亚模式。

在“海洋石油981”事件发生后， 美国不仅表示支持越南仿效菲律宾起诉中国还指责中国在西沙海域的深水油气勘探属于“单方面挑衅”。5 月28 日，奥巴马总统在西点军校毕业典礼上声称，美国已准备好应对中国在南海的“侵略”行为2016 年1 月27 日，美军太平洋总部司令小哈里·哈里斯上将在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发表演讲时公然声称南海争议岛礁不属于中国。

在南海岛礁的主权归属问题上，美国之所以不分是非曲直地偏袒其他声索国很可能是因为美国政府和军方的高官患上了慕尼黑综合症。他们“以史为鉴”，错误地认为中国一旦使用武力收复南海被占岛礁，下一步就会使用武力彻底收复钓鱼岛，最后会通过使用武力来实现两岸统一。

在南海的岛礁建设问题上，鉴于马来西亚、越南和菲律宾首先在南沙群岛填海造陆和修建机场，中国认为中方在南沙群岛的相关岛礁填海造陆和修建机场既符合国际法，又合乎常理。

2014 年9 月9 日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在例行记者会上就有关中国在南海填海造岛作业问题表示，中国对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中国在南沙群岛有关岛礁滩沙的活动是中方主权范围内的事情，无可非议。美国对马来西亚、越南和菲律宾的岛礁建设视而不见，却指责中国近期的岛礁建设加剧了南海地区的紧张局势。

2015 年5 月31 日， 美国国防部长阿什顿·卡特在第14 届香格里拉对话会上指责中国的行为是 引发南海地区局势紧张的根源，并且警告中国停止岛礁建设2016 年1 月22 日， 美国防长卡特在第46 届达沃斯论坛上表示，中国在南海采取的措施正在“自我孤立”，促使其他国家寻求美国的帮助。

卡特还再度要求中方保持克制。④在诱发定势的影响下，美国认为中国在永暑礁、渚碧礁、美济礁修建机场主要是为了应对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中国在南海岛礁部署现代化的防空导弹和战斗机主要是为了对付美军。

针对中国在南海岛礁部署军事设施的问题，王毅外长于2016 年2 月17 日在记者会上指出，中方在驻守的有关南沙岛礁上部署有限、必要的防卫设施，是行使根据国际法赋予任何主权国家的自保权和自卫权，无可非议，与军事化无关

此后，美国却继续刻意炒作中国在永兴岛部署红旗－ 9 导弹和歼－ 11 战斗机的消息。2 月23 日， 美军太平洋总部司令哈里斯在参议院军事委员会的听证会上作证时声称， 中国“明显在把南海军事化”，“中国在谋求第二岛链内的东亚霸权”。

3 月2 日，卡特防长在旧金山演讲时再度对中国在南海“咄咄逼人的行动”提出警告，指责中国在“争议岛礁”上部署地对空导弹。

在南海的航行自由问题上，尽管中国一再重申中方从未妨碍南海航行自由，美国却通过各种方式不断向中方发出警告和挑衅。2010 年7 月 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在东盟地区论坛上宣称:

“南海航行自由、亚洲海上公共区域的开放性、 南海地区尊重国际法，都事关美国的国家利益。”2011 年7 月23 日， 中国外交部长杨洁篪在第18 届东盟地区论坛外长会上表示，中方一贯致力于维护南海航行自由和安全，南海的航行是自由的，航道是安全的。

2012 年8 月2 日， 美国参议院通过《南海问题决议案》，声称美国在南海的国家利益包括航海自由和保持合法贸易的畅通无阻等内容。

2014 年11 月13 日， 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内比都举行的中国－ 东盟( 10 + 1) 领导人会议上强调， 虽然中国与个别东盟国家间存在南海争议，但这并不影响南海总体稳定，南海航行自由与安全也是有保障的。

2015 年10 月27 日， 美国海军“拉森号”导弹驱逐舰擅自闯入渚碧礁周边12 海里水域。美国国防部官员事后声称这样的行动是为了捍卫航行自由。

12 月10 日，美国空军一架B － 52 战略轰炸机擅自闯入华阳礁2 海里范围的空域。2016 年1 月30 日， 美国海军“威尔伯号”导弹驱逐舰擅自闯入中建岛周边12 海里水域。

2 月15 日，美国海军第七舰队司令 约瑟夫·奥库安中将在新加坡向记者表示美军将继续在南海执行海上和空中巡航任务。他呼吁中国尊重国际海洋法，同时更加明确地公开其在南海的意图。3 月1 日， 美国海军“斯坦尼斯”号航母战斗群驶入南海东部的“争议水域”。

3 月8 日，美国太平洋空军司令洛里·罗宾逊上将表示，尽管中国在南海部署地对空导弹和战斗机，但美国空军将持续在南海上空执行日常飞行任务她还宣称将鼓动其他国家在南海地区行使航行和飞越自由。

同日，王毅外长针对“航行自由”问题表态称，作为南海最大的沿岸国，中国最希望维护南海的航行自由，但是航行自由并不等于横行自由。

南海的航行自由问题持续发酵的重要原因是中美对《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以下简称《公约》) 的解读存在差异。在国际法层面，中美围绕航行自由问题的分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领海的“无害通过”权利。

二是专属经济区内的军事活动是否适用于航行自由。中美对《公约》的不同解读根源于双方国家利益、海洋战略和海军战略的冲突，而这又导致中美关于双方国家身份的认知出现分歧。

从1979 年起为了确保传统的领海及领海以外海空域的航行与通行自由，美国政府发起全球“航行自由行动”以此回应各沿海国家对海洋权益的“过度主张”。

2012 年11 月，中共十八大提出“建设海洋强国”的目标，中国由此开始实施从陆权国家向海权国家转变的战略转型。在认知相符现象的作用下，美国自认为是“航行自由的维护者”，把中国视为“航行自由的威胁者”。

中国认为自己是和平崛起的沿海国，而美国是肆意妄为的海洋霸权国。由于中美两国都根据本国利益的需要来解读《公约》，双方不约而同地认为己方是守法者，而对方是违法者。

在中美分别落实 “一带一路”战略和“亚太再平衡”战略的背景下，因为诱发定势的影响，中美围绕南海航行自由的斗争使得彼此的身份认知差异被不断强化。

美国把中国是否尊重“航行自由”作为中国是否选择和平崛起的试金石，而中国将美国挑起南海的航行自由问题视为美国处心积虑遏制中国崛起的明证。

5结 论

长期以来，中美对彼此的身份认知直接影响着各自的外交政策，而外交政策的反馈结果又会强化或修正关于对方身份的认知。目前中美两国在国际体系层面存在着不容忽视的身份认知差异，双方在南海地区层面的身份认知差异更大。

由于前者具有全局上的限定作用，所以在南海问题上中美两国虽然矛盾不断但是斗而不破。美国在南海问题上的再三挑衅不但威胁到中国的核心利益，而且严重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中国政府对此进行了“有理、有节”的斗争。

在国际体系中，中美之间存在结构性矛盾，所以美国对中国的战略误判在短期内无法根除。在南海问题上，中国最关注的是岛礁主权归属，而美国最关注的是地区主导权。

因此，中美两国仍有可能通过互相妥协，在南海的岛礁主权归属问题和地区主导权问题上达成谅解，从而缓解现存的安全困境。

原文来自:中国财经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