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统计局日前发布报告称，尽管增速远超世界平均水平，但中国劳动生产率仅是美国的7.4%。此消息立刻成为舆论关注焦点。在我国经济界，全要素生产率——影响劳动生产率最主要、最可持续的因素，常被看成除GDP外衡量经济运行质量和效率的最重要指标。但笔者认为，对此不应过度迷信。

全要素生产率范畴是基于索洛理论提出来的，主张依据技术进步的贡献率，判断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率。美国经济学家索洛在分析1909一1949年美国的经济增长时发现，美国人均GDP增加了一倍，但其中只有12.5%归因于资本集约程度的增长，未被解释的87.5%被归结为技术变化。 该计算方式重视技术创新，但将经济增长简单归因不全面、不科学。

首先，劳动是价值的源泉，决定着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率。劳动一旦被从生产领域排斥出去，势必导致财富生产能力的枯竭。二战后到70年代初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黄金发展时期，以重化工业为主的加工制造业在国民经济中占支配地位，在全部就业人数中占绝对多数。同时受社会主义国家影响，资本主义国家垄断资本不得不重视劳动者的基本权利，采取诸如终身雇佣制、劳资共决制、职工持股计划等经济民主的措施。所有这些都对提高劳动生产率和推动经济增长发挥了积极作用。上世纪70年代，新自由主义思潮兴起，发达国家放松政府管制，限制工会权利，资本大规模向海外转移，制造业严重萎缩，大量劳动者丧失就业机会，工会和劳动者被严重边缘化，严重制约经济发展。

其次，全要素生产率范畴忽视固定资本投资的重要性。技术创新并非孤立的生产要素，而内生于机器大工业生产体系。从西方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看，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国家普遍出现去工业化和产业“空心化”现象，产业结构高度服务化，固定资本投资规模严重萎缩，尽管技术创新能力依然存在，但是新技术却无法靠固定资本投入转化为先进的生产装备，无法与劳动者相结合形成现实的生产力，经济不断下滑甚至停滞。

再次，全要素生产率范畴将技术创新与组织和制度的关系割裂开来，忽视了组织和制度对效率提升的重大影响。合理的社会生产关系、完善的政治法律制度、科学的企业治理和科层秩序有助企业将劳动、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有结合，提高生产要素的使用效率。

不仅如此，为测算全要素生产率，人们想出诸如增长会计法、索洛残差法、经济计量法等在内很多办法，但依旧测不准。

一国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是劳动投入、资本投入、技术进步、科层制度等诸多要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其中劳动投入具有决定意义。现有全要素生产率计算方式将技术与劳动及其他要素割裂开来，难以解释技术创新能力犹在而经济增长停滞的矛盾现象，因此无需看得过重。(作者是南开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原文来自:中国财经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