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新古典主义转轨理论错在哪里

【内容提要】近年来国内对流行的新古典主义转轨理论虽曾有过不少评析，但相关文献的视角大多集中于政策观点与主张，系统深入的理论剖析较为鲜见。本文结合当代转轨国家的实践经验，并综合借鉴马克思经济学的基本观点和当代其他经济学派转轨研究的若干新成果，对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及其转轨理论所具有的理论及方法论缺陷，给予较为深入的解析与批判，从基础理论层面进一步揭示出新古典的自由放任基本理念的成因及其错误实质，并阐明当前在我国继续深入批判自由放任主义思潮的必要性。

一、新古典主义转轨理论的主要观点及其实践检验

1．转轨研究的基本格局与理论分野

转轨理论作为当代经济学一个新兴理论分支，伴随着转轨国家实践的脚步已经历了二十多年的发展。像经济学的其他领域一样，转轨研究领域也充满着学术纷争，并且由于当代这种大规模的制度变迁具有史无前例的特殊性与复杂性，又使得转轨研究中的争论尤为激烈。不同学派依照不同的理论框架与分析方法对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给予理论解释并提出政策建议，形成了错综繁杂的多样化局面，其中包括诸如新古典主义、制度主义与演化主义、新老凯恩斯主义等不同学派的思想传统。因此，想要严格地对当代转轨理论加以分类，将是十分困难的。不过，如果着眼于各派学者关于市场制度、转轨方式与路径、政府职能等基本问题的立场与观点，我们还是可以大致地将当代转轨研究划分为两大阵营，这就是新古典主义与反新古典主义。前者基本上沿袭现代芝加哥学派极端崇尚市场的自由主义思想传统，后者则涵盖了重视制度、政府职能等等各种不同学派的思想传统，它一般被泛称为“制度主义一演化主义”。所以，就基本理论分野而言，当代转轨研究可以划分为“新古典—自由主义”或“新古典主义”与“制度主义—演化主义”两大基本范式。

新古典主义转轨研究的代表人物主要有美国的杰弗里·萨克斯、斯坦利·费舍、戴维·利普顿、劳伦斯·萨默斯，以及瑞典的安德斯·阿斯隆德、波兰的莱谢克·巴尔采罗维奇、俄国的盖达尔等一些学者（或学者型官员）。这些学者自东欧剧变之初就迅速涉足转轨领域，积极提出各种政策建议并展开相关理论研究。其最著名的政策建议就是所谓“大爆炸”式改革战略，具体体现在“华盛顿共识”的十条建议，特别是其中关于自由化、稳定化、私有化这个“三位一体”的核心。这种激进的改革战略对相当一部分国家的政策甚至国际机构的政策导向产生了重要影响，一度成为转轨领域的主导潮流。

那么，新古典学者为什么竭力倡导这种剧变式（它也被某些学者称之为当年布尔什维主义革命、斯大林推行集体化运动的方式）的体制变革呢？实际上，这种政策主张是有其深层理论基础做支撑的。为此，我们就需要探究位于其转轨战略与政策主张背后的主要理论观点是什么？

2．新古典主义转轨理论的主要观点

概括地说，新古典主义转轨理论主要有下述五个方面基本观点：第一，市场经济体制主要构件就是价格机制，即自由交换制度，而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主要弊端恰恰是禁锢市场、扭曲价格。因此，新古典学者认为，体制转轨的核心就是放开市场，“搞对价格”，这正是他们始终将“自由化”列为各项改革之首的主要原因。至于其“三位一体”中的另两个要素：稳定化与私有化，主要作用也是在于为放开市场与价格服务，似乎主要做到了这一点就可以完全解决原有体制的资源错配问题。极而言之，甚至整个社会经济体制的变革都可以归结为市场价格机制的确立问题。

第二，体制变迁是一种制度实现一般均衡的过程。新古典学者笃信市场运行的一般均衡，他们认为制度变迁也遵循此理。这意味着各种改革政策与制度安排要想保持有效的互补关系与实施效果，就必须实行“联动”或整体推进。基于这一观点，其政策主张便特别强调改革的“同步性”“全面性”，例如，“经改”与“政改”必须同步，微观与宏观改革必须同时展开，等等。不仅如此，每项改革也要求全面推进，例如，放开价格就要“一放到底”，私有化就要“全面私有化”。据说，这样才能避免局部改革因为导致制度“短边”而出现的陷阱，从而以一次性的制度大变革完成对于横亘在计划经济体制与市场经济体制之间的“鸿沟”的跨越。实际上，新古典转轨学者之所以强烈地主张激进的、大爆炸式改革战略，其深层的理论基础就是这种关于成功的制度变迁必须实现制度一般均衡的基本观点。

第三，体制变迁是一种制度趋同过程。他们认为，既然转轨的目标是市场体制，而市场体制的构成要素是相同的，因此转轨就意味着制度趋同。不仅如此，实现这种制度趋同的过程也将具有基本的共性特征，它并不依不同国家的特殊条件为转移。例如，无论一国的具体情况如何，只要是向市场体制转轨，就必须实行上述所谓三位一体的“经典处方”或标准模式，必须落实具有普适性的“华盛顿共识”。萨默斯曾对此强调指出，“在经济学家的视野里，不存在任何特殊的国家”。这意味着，转轨国家无论初始条件存在多大的差异，都应当遵循所谓的同一发展模式，偏离这种模式则被认为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转轨。这也正是新古典转轨学者长期以来对中国的改革实践始终持有消极乃至怀疑态度的重要原因之一。

第四，向市场体制转轨就是要弱化政府职能。他们认为，传统计划经济的根本缺陷就是政府干预过多，限制了市场功能的发挥，因此体制变革的重要内容之一将是大幅度减少政府职能，概括为一句话就是“去政府化”。这个观点与新古典学派根深蒂固的“大市场、小政府”思想观念是一脉相承的。在他们看来，政府干预本身常常是“造成问题”，而不是“解决问题”。在成熟的市场经济下是这样，处于体制转轨期的社会也是如此。这时，政府只有极大地减少干预活动，任由市场按照自身发育规律自发地成长，才能最终形成健康有效的市场经济体制。反之，如果政府干预过多，甚至试图主导改革，那么不仅会阻滞改革进程，而且还将产生新的扭曲（诸如寻租等等）。“华盛顿共识”中有关强化财政纪律、解除管制等项旨在限制政府相机干预行动的条款，实际上很大程度地反映了上述这种自由主义的理念。

第五，市场经济体制只能与西方式民主政体相结合。他们认为，经济自由竞争必然与政治自由竞争相对应，因此体制转轨过程实际上包含着两项任务：一是建立市场经济体制，二是建立现代西方式民主政治制度，两者缺一不可。正像集权体制是传统的计划经济的政治基础一样，民主政治体制则是市场经济建立并有效运行的必要条件。这意味着，真正的体制转轨就“政改”层面而言，就不仅仅是“去政府化”的问题，而是要实行政治体制的根本改造，由一党集权体制改变为多党民主竞争制。

上述理论观点构成了新古典主义转轨战略及其政策主张的思想基础，它们实际上也体现了新古典经济学基本理念在转轨研究领域的一种延伸和运用。那么，这些理论及其依此为基础的政策主张的实际效果究竟如何呢？

3．新古典主义转轨理论的实践证伪

从几十年来的转轨国家实践经验看，新古典主义的改革战略及其政策主张并没有得到普遍地采纳。而就主要或者在相当大程度上采纳其改革战略与政策主张的欧洲转轨国家而言，实际绩效与政策预期也是相差较大，甚至不同国家之间大相径庭。总体来说，这一转轨理论及其政策主张未能经得起实践的检验，是不成功的。首先，以所谓“三位一体”的标准政策处方为例，自由化并没有实现其倡导者所预期的资源配置大改善的效果，反而导致了这些国家普遍长达三四年甚至个别国家七八年的产出下降[这个现象已经被公认为“转轨性衰退”]。稳定化的效果也是大打折扣，若干国家出现了超级通货膨胀。至于私有化，越是强调全面、快速推进私有化的国家，例如俄罗斯与乌克兰等，其实际绩效越差，不仅未能有效改善公司治理，反而加剧了社会收入与财富分配不均等。这些事实证明，新古典转轨学者关于只要搞对价格机制就可以极大地改进经济绩效的观点是过于天真幼稚的。

其次，不同国家的实际转轨方式也并未表现出新古典学者所预设的那种简单、划一的统一模式。即使是同样采取激进主义改革路线，在中、东欧及波罗的海国家与俄罗斯等一些独联体国家之间也存在着较大差异，而且在这两组国家各自内部之间各项政策的具体实施方面也有着诸多不同。至于像中国这样采取非激进主义路线的国家，实际的转轨路径就更不可与其他国家同日而语了。与此相联系，不同国家的总体转轨绩效也是相差极大，形成“大分化”的格局：俄罗斯等国与中、东欧国家比较是相形见绌的，与中国比较更是“冰火两重天”。这种不同国家转轨模式的多样性及其绩效差异性，显然超出了新古典转轨理论所谓“制度趋同”的论断。进一步地说，这种绩效差异也否定了新古典学者关于改革就是要弱化政府职能的论断：俄罗斯的低绩效与其国家能力衰减从而政府职能极度削弱具有直接关系，而中国的显著绩效则明显得益于国家能力的巩固与政府职能的有效强化。

第三，从经济改革与政治改革关系来看，也与新古典的流行看法不符。俄罗斯、乌克兰等国虽然与波、匈等中、东欧及波罗的海国家都实行了多党竞争的民主政治制度，但是，两者市场体系建构的完善性与有效性及整体绩效，却差别较大。后者以加入欧盟为标志似乎已经完成了转轨任务，而前者仍在新旧体制交织的状态中艰难跋涉。这从一个侧面表明，西方式民主政治体制也并不必然总能保证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建立和有效运行。而中国在坚持一党执政基本体制下推进的市场化改革，至少就截至目前的三十余年社会经济发展绩效来看，应该说总体上还是比较成功的，其成就令世界瞩目。这似乎可以从另一个侧面证明，能够与市场经济体制较好结合的政治体制，并非只有西方式民主制一种形式。

凡此种种均表明，尽管新古典主义转轨理论曾经以主流的姿态广泛流行，但是从总体上看，它已经被大多数转轨国家的实践所证伪。

原文来自:中国财经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