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十九大报告把‘鼓励’二字改成了‘支持’，从鼓励变为支持，这实在是令人振奋。”

时代周报记者 吴绵强 发自广州

“十九大报告把‘鼓励’二字改成了‘支持’，从鼓励变为支持，这实在是令人振奋。”谈及此次十九大报告里提及社会办医的内容，博德嘉联医生集团（下称“博德嘉联”）董事长林锋对时代周报记者表示。

十九大报告指出，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富强的重要标志。要完善国民健康政策，为人民群众提供全方位全周期健康服务，“支持社会办医，发展健康产业”。

高层对社会办医的态度再一次发生转变，直接明确表示支持。这份沉甸甸的报告，让中国大健康行业从业者信心满满。

从20世纪80年代的“莆田系”游医开始，中国民营医疗机构如雨后春笋般在全国出现。而到了2017年，据国家卫计委主任李斌在十九大新闻发布会上透露，现在民营医院的数量占比超过了57%。

“虽然数量上超过了公立医院，但民营医疗机构的业务量只占了10%左右，还处于不太受到信任的状态。”林锋对时代周报记者表示。

从前几年鼓励社会办医，到如今支持社会办医，政策的利好，实现了大的跨越。但在具体操作上，各地在医疗机构审批上仍有“门槛”，营造简政放权的经营环境，成为未来突破的关键所在。

与此同时，近年来民资布局社会医疗，正大张旗鼓地拓展实体医疗领域，从轻资产转入重资产的模式。

“圈地”实体医疗

近年发展势头迅猛的民营医疗“明星”代表——医生集团，正借助资本的力量，布局重资产的实体医疗领域。

2009年，“新医改”出台《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提出“鼓励和引导社会资本发展医疗卫生事业”，其中包括参与公立医院改制重组。2010年，国务院颁布《关于进一步鼓励和引导社会资本举办医疗机构的意见》，指出要放宽社会资本准入限制、进一步改善社会资本举办医疗机构的执业环境，包括税收、价格政策、医保定点、用人环境、学术环境、设备购置、政府购买医疗服务等方面。

在一系列政策的鼓励下，不少体制内医生走到社会办医的前台，催生了博德嘉联、张强医生集团等一大批非公立医疗机构的问世。

截至目前，国内的医生集团数量已超过500家，至今仍有新的医生集团陆续成立，参与方也从最早期的名医、网红医生走出体制创业，演变为药企、民营医疗机构等相继入场。

以博德嘉联为例，2016年3月，公司获得国内首张“医生集团”字样营业执照，成为政府准入的医疗机构。两个月后，即获得松禾资本、重山资本千万级天使投资。

接着，博德嘉联获得国内首家“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可开具医疗服务发票的医生集团，接受医生多点执业。林锋告诉时代周报记者，目前，公司已有300多名医生，全科医生现在每个点基本上配置了5位，照此标准配置的护士亦全部到齐。

林锋表示，目前博德嘉联在广东省内拥有3家基地。深圳的日间手术门诊中心即将建设完成并投入运营，建好后的面积为1000平方米，包括两间万级手术室，配备了现代化的医疗设备等；12个诊室，包括小药房和4间术后监护室。位于广州天河的日间手术中心及影像门诊中心规划面积为2000平方米，目前正在加紧装修之中。而已投入营运的惠州基地，即将向二级医院升级。

在布局基地的同时，博德嘉联亦融资。今年4月，博德嘉联与新风天域集团旗下的新风医疗控股有限公司签署协议：新风天域集团为博德嘉联注资超过10亿元，成为其大股东，双方将共同在线下建立医院、诊所和日间手术室。

除博德嘉联之外，张强医生集团的杭州思俊外科诊所，亦于今年8月开始试运营。据公司官网介绍，张强医生集团独资建设和经营的这家诊所，开展普外科疾病的门诊、门诊治疗、随访、进行患者健康管理和宣教，并已签约杭城两家手术中心，对接第三方检验、影像、药房等，提供一站式外科医疗服务。

林锋认为，医生集团缺少落地的大环境，必须先有一个适合医生自由执业的平台。因此，重资产化的起步是必然的选择。

张强医生集团创始人张强告诉时代周报记者，现在的民营医疗机构向重资产方向投入，其实很多都是由医疗支付体系引导，而支付体系还存在不合理的地方。同时投资导向要快速收回成本，必然得扩大规模。

政策玻璃门仍待破解

据国家卫计委官网数据，截至2017年4月底，全国有2.9万个医院，其中公立医院12602个，民营医院16876个。与去年同期相比，公立医院减少380个，民营医院增加1786个。

谈及过去几十年中国民营医疗机构数量的增长，张强对时代周报记者表示，“这是一件好事，若要达到一定的期望值，还需要时日。在数量增长的背后，反映出办医的门槛在下降，政策在放宽，大量的医疗机构已经注册出来”。

但张强认为，具体的数量和质量还是两回事，虽然数量较大，但服务量很少，“民营医疗的整体规格和层次偏低，只有少数非公立医疗走得较好且具有竞争力，在质量上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事实上，在支持社会办医的道路上，政策执行方面还面临诸多现实问题，比如审批手续互相“打架”、医生非“自由人”、基本医保难覆盖……社会办医往往遭遇各种政策“玻璃门”。

在林锋看来，在支持社会办医的政策指引下，还需要解决几点问题，其中之一是医疗产业发展还需要时间，目前大量优质人才依然在公立系统，能不能有优质的人才，建立起优质的医疗体系，是未来的关键所在。

此外，还面临政策法规配套的挑战，林锋说：“现在很多事情做起来，在相关部门的法律法规里相互打架，会使得投入其中的医生感到困难重重，丧失信心。”

事实上，医疗机构的审批需要工商、环保、税务、消防的协同，各部门在审批管理中互为“前置审批”条件的现象屡见不鲜，审批手续互相“打架”。

成都大观医院院长张鹤此前曾指出，民营医院发展面临“大审批下小审批繁多”的现象，大审批有卫生、保、物价等审批。小审批包括卫生执业证下的业务技术审批等。比如，卫生行政部门审批了妇科诊疗业务，但是占妇科业务30%-50%的计生业务还需要另行审批，如此一来，耗时耗力。

在张鹤所在的四川，当地开始为社会办医“开起绿灯”。

今年10月，四川出台《支持社会力量提供多层次多样化医疗服务实施方案》，当中指出，鼓励社会办医要简化审批流程，压缩审批时限，提高审批效率。要积极推进一站受理、窗口服务、并联审批，实施“互联网+政务服务”，推广网上办事，进一步优化政府服务。

此前的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则强调，要坚持正确处理政府和市场关系，在基本医疗卫生服务领域政府要有所为，在非基本医疗卫生服务领域市场要有活力。

原文来自:中国财经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