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们在这里纪念我国第一颗氢弹成功爆炸50周年，不得不叹息时光过得太快，转眼半个世纪过去了。”已经驼背的北京应用物理与计算数学所原所长李德元6月16日是被人搀扶着走向发言台的。在发言中，他作为亲历者之一追忆往昔：自己还是30来岁时干了一件大事——用两年左右的时间，与其他同事把未知的氢弹原理探索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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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次特殊的“聚会”，当年和李德元年龄相仿的小伙子小姑娘如今已满头华发。主持人介绍说，当天参会人员里，80岁以上的老人超百人，其中2/3的参会者是当时的亲历者或者参与者。

1967年6月17日，依靠中国人自己的智慧和力量，我国第一颗氢弹的蘑菇云在西部升起。50年前的这声巨响，极大地增长了中国人民的志气，振奋了民族精神。这一声巨响也震惊了世界，它宣告一个曾经落后的大国正以强国的姿态迅速崛起。

中国核学会、两弹一星历史研究会、北京应用物理与计算数学研究所6月16日在京举办第四届中国两弹一星历史研究高层论坛暨纪念我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五十周年座谈会。

“我们希望通过座谈会，促进‘两弹一星’历史研究和传承‘两弹一星’精神。”组织者说，50年后重新回忆氢弹成功，有着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两弹一星”事业所产生的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大力协同、勇于攀登的“两弹一星”精神，是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精神和科学精神的集中体现，将永远激励我国科技工作者创新争先、拼搏奉献。

曾翻《纽约时报》寻找蛛丝马迹

谈到我国第一颗氢弹时，李德元感到特别自豪的是，这颗氢弹完全是我们独立自主研究出来的，用现在一句时髦的话来说，就是：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

氢弹的研制，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制造技术上都比原子弹更为复杂。

李德元回忆，开始研究氢弹时，除了知道氢弹当量是具备产生能量释放能力结果之外，氢弹到底是什么样子，怎样能让聚变产生，连彭桓武先生这样的大科学家也不知道。

“在那个年代，氢弹是绝对保密的，真是一点信息也没有。”李德元说，科研人员做过一些现在看来很蠢的事，指定几位同志把《纽约时报》借来，《纽约时报》一天就是一厚本，但大家硬是一页一页翻，看看从中能否找到一点蛛丝马迹，可惜什么也没有找到。

没办法，大家从最原始的，现在看来也最幼稚的想法开始做起。

“黄祖洽先生给出了数学模型，我们编制了程序，在电子计算机上进行模拟计算。”李德元说，计算是在当时国内最先进的计算机119、J501上进行的，但如今看来，这种机器几乎是天方夜谭，每秒钟只有5万次，内存只有16384个，一个礼拜只能算一个模型。“那个时候每礼拜都开讨论会，彭桓武先生每会必到，跟大家一起分析计算结果，修改一些参数再去计算。”

领航员一度忘记投下氢弹

其实早在1966年12月28日，我国就进行了氢弹的原理试验。在科学家快马加鞭的工作下，氢弹正式爆炸的日子被一再提前。

氢弹爆炸的具体日期如何选择？原核工业部办公厅主任李鹰翔说，其中一个主要因素就是天气。因为高原的天气变化无常，一年当中找到适宜的“良辰吉日”并不容易。

“因为是由飞机空投氢弹，所以首先要考虑天气是否适宜飞机飞行，另外高原风沙天气多，也不能因为风沙影响了投弹的视野。”李鹰翔说。

1967年6月17日空投试验当日，还出现了一段小插曲。7时，执行空投任务的徐克江机组驾驶运载着氢弹的轰-6甲飞机已经按时起飞，按预定计划应于8时整进行氢弹空爆试验。

8时前，飞机的轰鸣声由远及近接近目标，人们都屏住呼吸翘首以盼。可空投氢弹的飞机到达预定空域，却没有投下氢弹，拐了个弯飞走了。

怎么回事？

原总装备部编研室副主任宋炳寰回忆，徐克江机组向地面指挥员请求再一次绕圈飞行进入靶标上空投弹。空军地面指挥员发出口令：“重飞！要沉着，不要紧张！”同时将这一情况向白云岗指挥所做了报告。亲临指挥中心的聂荣臻元帅当即答复：“可以！”

轰-6甲飞机平稳地再次飞到靶标上空，时间接近8时20分，在预定高度，投下了中国第一颗全当量氢弹，氢弹爆炸产生的巨大火光俨然又一颗太阳。

多年之后，这架飞机上负责投弹的第一领航员回忆说，第一次没投弹是因为心情过分紧张，又要背诵毛主席语录，影响了注意力，投弹时漏掉了一个操作动作，忘记按自动投掷器，氢弹未投下。

一九六七年马兰试验场指挥部（六月十七日 全当量氢弹试验）聂荣臻元帅向周总理报告试验成功（中间为试验总指挥张震寰同志）右一为图片提供者原总装备部后勤部编研室主任孙振江。这是该历史照片首次公开

1967年6月17日，马兰201首次氢弹试验指挥部 右一为图片提供者原总装备部后勤部编研室主任孙振江。这是该历史照片首次公开

法国总统为落后于中国拍桌子

美国从爆炸第一颗原子弹到爆炸第一颗氢弹用了7年零3个月，英国用了4年零7个月，苏联是6年零3个月，法国是8年零6个月，而中国只用了2年零8个月。

中国是世界上第五个拥有原子弹的国家，而氢弹却抢在了法国前面，成为世界第四。

当年中国爆炸第一颗氢弹的消息传到法国后，法国科学界和政界都感到十分惊诧。当时的戴高乐总统为此大发雷霆，他把原子能总署的官员和主要科学家叫到他的办公室，拍着桌子质问为什么法国的氢弹迟迟搞不出来，而让中国人抢在前面了。在场的人都无言以对，因为谁也解释不出中国这么快研制出氢弹的原因。

李德元说，大家都知道，氢弹原理最后是于敏先生（ 注：于敏为“2014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提出的，很少有人知道于敏1965年初刚调到北京第九研究所（核武器研究所）时就提交过一个氢弹原理模型。“我们当即组织四位同志修改程序，那时候编程用的是汇编语言，花了一个月时间修改出来了，然后到上海华东所利用J501机进行数值模拟。”李德元回忆，从计算结果来看，于敏的这个方案是不行的。于敏没有坚持，很快放下，再进行其他的研究。彭桓武先生也提出过一个方案，也证明是不行的，彭桓武先生也不坚持，立即放下。“我现在回想起来，这种‘行就行，不行就不行’的科学态度不拖泥带水，这种多路探索的方针成为氢弹能够高效率地在短期内取得突破的一个重要原因。”

回忆起突破氢弹的过程，彭桓武先生曾经十分生动地打了比方：我当时认为氢弹在三个抽屉里，让黄祖洽开一个，周光召开一个，于敏开一个。只有老于打开的这个是氢弹。1965年10月，于敏终于解开了氢弹这个谜，并且用科学的方法粗略地估计了这个构想是可以实现的，他的想法得到了理论部同志的一致认可。

“中国的氢弹为到底为什么搞得这么快？有什么诀窍？”宋炳寰说，这不是一两句话就能完全回答清楚的。我国能在短期内能把原子弹、氢弹研制出来，成功的诀窍之一是始终坚定不移地执行了党中央提出的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

“两弹一星”精神不过时

李德元在发言中提到了前几年的经历。

他曾和一位自己非常尊敬的老同志谈起当年是如何突破氢弹理论的，这位老同志对当年的精神面貌十分赞赏，但随后说了一句话：时代不一样了，不可重复了。

不久前，李德元和一位年轻同志谈起大家当年一心只为了突破氢弹原理，其他什么都不考虑，年轻同志很平静地说：“你们那时候工资就是56元钱，多少年不变，当时也不评什么职称，你们也没有什么可想的。”

李德元听后很震惊，但他觉得，时代虽然变了，这种为祖国服务的奉献精神是哪一个时代都需要的，与工资待遇职称制度无关。“我们每一个中国人都应该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发扬这种精神。”

中国工程院原副院长、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原副院长杜祥琬院士在发言中特别提到，我国突破氢弹原理阶段的“鸣放会”，对探索技术路线曾起到重要作用，科研人员不分职务、不论年龄，各抒己见、献计献策，然后通过数值模拟和分析，理出技术路径，这是一种利于科技创新的生动活泼的局面。杜祥琬说，在今年建设科技强国的过程中，这仍然具有重要价值和作用。

（原标题：50年前中国发生的这件大事，让法国总统拍桌子，揭秘氢弹研制秘史 | 周末特别策划）

原文来自:中国财经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