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德生

▲位于高安路18弄20号的荣德生故居，当年他就是在这里被绑架的。新中国成立后，荣家将这里捐献给国家，现为上海徐汇区少年宫。

◀荣家的产业涉及纺织、面粉、机器等许多领域。图为申新九厂内景。

▲上世纪四十年代荣德生（左二）和李宗仁（右二）等人的合影。

◀上世纪四十年代的上海。FOTOE供图

1946年8月4日，《申报》报道荣德生绑架案侦破过程。

本报记者黄加佳

1945年，经历了十四年抗战的血与火，中国人民终于迎来了胜利的曙光。然而，人们没想到胜利的喜悦竟如此短暂。抗战胜利后，上海滩一天也没有安宁过，国民党的接收大员“五子登科”，大肆敛财。政不昌明，世必生乱，十里洋场中，绑架、暗杀接连发生，社会治安一塌糊涂。1946年4月，首富荣德生被绑架，绑匪开出了令人咋舌的赎金价码50万美元，上海的恐怖气氛被推向了顶点。

策划实施绑架荣德生的绑匪中，既有常年从事绑票营生的上海黑帮，也有国民党军统特务，甚至侦破此案的军统特务头目毛森也有很大嫌疑。更加讽刺的是，荣案侦破后，荣家的损失不但没有追回，反而不得不拿出更多的钱去“感谢”办案人员。

这场轰动一时的绑架首富大案，从案发到案破，不仅像警匪片，更像是坐实“官匪一家”坊间传闻的活报剧。

精心策划

1946年4月25日上午10点，荣德生像往常一样吃完早餐，与儿子荣一心、女婿唐熊源一起乘上自家的黑色福特轿车，去总公司上班。

车刚从荣家位于高恩路（今高安路）的大宅驶出，只见一名蹲守在荣家门口的暗探一挥手，一辆黑色轿车迎面冲了上来。两名身穿军装的男子跳下车，逼停了荣德生的汽车。他们一边向车里人吼道：“下来，赶快下来！”一边把一张盖着“第三方面军司令部”大印的红色逮捕证递到荣德生面前。其中一人不客气地对荣德生说：“荣老先生跟我们走一趟吧！”

所谓“第三方面军司令部”就是“京沪卫戍总司令部”，总司令是汤恩伯。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当局在上海大搞“肃奸”行动。军统特务们凭着这张盖有汤恩伯蓝色签名章的红色逮捕证，到处抓人。

荣德生被这突如其来的一幕弄蒙了。还没反应过来，他已经被军装男拉出汽车，塞进了一辆贴有淞沪警备司令部特别通行证的车中。

据警方的刑侦实录记载，当时曾有两名路人停下来看热闹，一名军装男跑上前去威胁道：“捉汉奸，没什么好看的。”尔后，他们跳上车，向西疾驰而去。整个绑架过程，不到3分钟。

从没经历过大事的荣一心看着远去的汽车，不禁失声大哭。幸亏唐熊源头脑清醒，记下了车牌号码“15044”。

唐荣二人立刻前往淞沪警备司令部要人。可淞沪警备司令部的人听说此事后却一脸茫然，说他们并没有下令逮捕荣德生。这时，一直萦绕在唐荣二人心头的预感验证了——荣德生被绑架了。

民国年间，上海绑架案之频繁是今人无法想象的。1928年、1929年两年的《申报》上，几乎每天都有绑架案，有的时候还不止一起。当时，曾有报道写道：“（上海租界）几无一日无绑匪案件之发生，层见迭出，骇人听闻，凡有资产之华人，虽在彼建筑洋楼花园，以作游息之所，而其心目中未尝无日无时不惴惴焉，深恐绑匪之来。”

上世纪30年代，荣德生就曾被上海青帮老大杜月笙绑架过一次。当时，他不得不变卖名下工厂和不动产，才凑够40万银元的赎金。据说，杜月笙就是做了这票“大生意”之后，才改掉流氓手段，进军金融业的。

抗战胜利后，上海的绑架案更加变本加厉。短短一年多时间，“钻石大王”嘉定银行经理范田春、“五金大王”唐宝昌、广东富商陈炳谦的两个儿子先后被绑架。一时间，社会舆论一片哗然，上海富户人人自危。

然而，与荣德生比起来，他们只能算是小巫见大巫。荣氏企业自1896年创业以来，经历了中国近代最混乱、黑暗的半个世纪，不但没有倒闭，生意反而越做越大。至1946年，荣氏企业名下有纱厂18家、面粉厂16家，其他商业机构更是数不胜数。据资料显示，仅1946年荣氏企业就赚了400万美元。荣德生不但是名副其实的棉纱大王和面粉大王，而且可以说是当时的中国首富。

绑架首富可不是那么容易的事。绑匪们之所以仅用3分钟就成功绑架了荣德生，与事前的详细计划密不可分。

新中国成立后，当年曾在第一绥靖区第二处处长毛森手下任职，并参与破案的朱崇文对案情作过详细回忆。

看到上海绑架案频发，上海滩有名的流氓骆文庆、袁仲抒，也想干一票大买卖——绑架首富荣德生。

锁定目标后，他们二人开始拉队伍、找帮手。这时，在军统浙西行动总队任职的黄绍寅进入了他们的视线。骆袁二人认为，可以利用黄绍寅的军人身份，以逮捕汉奸为名实施绑架，于是他们在黄绍寅的叔叔黄阿宝的帮助下，联系上了黄绍寅。

黄绍寅在军统只是个小角色，看着接收大员们在上海“五子登科”，他不禁心痒难挠。经不住袁仲抒一通忽悠，黄绍寅加入绑架团伙，并成为重要成员之一。

70多年前，资讯不像今天这样发达，绑匪们只听说过荣德生的大名，却不知道他的长相。巧的是，袁仲抒有个朋友朱产生是荣德生的远房亲戚。他不但认识荣德生，而且连荣德生住哪个房间，每日何时起床，何时出门，汽车走哪条路上班，都了如指掌。4月3日，朱产生带着袁仲抒蹲守在荣德生每日上班的必经之路。10点刚过，一辆黑色福特车自西而来，朱产生告诉袁仲抒，车中坐着的老者就是荣德生。隔着车窗看不真切，几天后，袁仲抒又让朱产生带着自己去认了一下荣德生的长相，这才放心。

另一方面，骆文庆也找到了隐藏人质的最佳地点——长寿路公益里100号。这间小二楼原是一个木匠租来做板箱用的，后来木匠找到了更合适的场地，便把它租给了骆文庆。小楼的二层只有两扇小窗户，骆文庆用三合板将它钉死后，这里立刻变成了一个密不透风的暗室。后来，荣德生在《乐农纪事》中回忆这间陋室时感叹：“此室四无窗户，因此白日无光，亦无灯烛，真黑暗世界也。”

一切安排就绪，袁仲抒向大华企业公司总经理吴志刚借来一辆汽车，准备动手。

吴志刚的身份非常复杂，他表面是个生意人，实际却是淞沪警备司令部稽查处副处长。更微妙的是，他与荣家申新二厂厂长詹荣培是生意上的伙伴。后来，吴志刚成为绑匪与荣家居间联络的关键人物，与他复杂的身份密不可分。

吴志刚与袁仲抒是老相识，深知袁的底细。当袁仲抒向他借车时，他便看出端倪，也要入伙，分一杯羹。

然而，绑架行动并非一帆风顺。在荣德生被绑前4天，绑匪们曾有过一次不成功的尝试。

4月21日，绑匪们开着吴志刚的车埋伏在荣家附近，可等了半个小时也不见荣德生的车开出来。荣家居住的地区是当时上海的高档住宅区，非常僻静。骆文庆担心汽车停留时间太长会引人怀疑，于是命司机将车开走，放弃了这次行动。

第一次绑架没成功，袁仲抒决定启用黄绍寅这枚棋子，让他以军统特务抓汉奸的名义，逮捕荣德生。

前文说过，上海“肃奸”期间，汤恩伯签署过一批红色逮捕证。据说，逮捕证上印着一行字：“凡持证人在本军所辖各区逮捕人犯时，当地军警当局必须派员协助。”特务们拿着这张红色逮捕证所向披靡。后来，汤恩伯觉得它权力太大，就将它作废回收了。然而，黄绍寅发现他的同事刘瑞标手里还留着一张红色逮捕证。于是，黄将刘拉入伙。有了这张红色逮捕证，绑匪们如得尚方宝剑，即便警察发现也不敢管。

4月25日，黄绍寅、刘瑞标、骆文庆等人，开着吴志刚向淞沪警备司令部副官处王公遐借的汽车，绑架了荣德生。

“黑暗世界”

将荣德生押上车后，绑匪们并没有带他前往事先租好的藏匿地点，而是一路向西，越过沪杭铁路线，在沪西一个地点下了车。

获释后，荣德生接受报社记者采访，生动地回忆了当时的经过——

下车后，绑匪将他化装成工人模样，由两个人押着往前走。路越走越荒僻，这时迎面突然走来一人，对他说：“你怎么跟着他们走，那两个是坏人，赶快跟着我跑，可以领你到正路上去。”荣德生犹如抓到救命稻草，未加深思，立刻跟他跑起来。他们一直跑到河边，发现一只小船已等候多时。这时，那个“好心人”一把将荣德生塞进了船舱。原来，他就是黄绍寅的叔叔黄阿宝。

这艘7244号民船载着荣德生，在附近水域漂了两天两夜。荣德生蜷伏在狭小的船舱中，连大小便都不得自由。荣回忆，第一天绑匪们给吃了一块硬饼干，第二天绑匪晓得他牙不好，就给了他三块软饼干和一块蛋糕。

为了安抚荣德生的情绪，黄阿宝一直温言相劝说，兄弟们不过是手头拮据，才会出此下策，只要荣老先生肯慷慨解囊，保证不会碰掉他一根毫毛。

绑匪为什么没直奔事先在长寿路租好的房子，而把荣德生押到船上呢？不得不承认，骆是个经验老到的犯罪高手。他断定荣德生被绑后，警方一定会封锁上海各个路口，严加盘查。泛舟河上，则可以轻松躲过案发后最危险的时刻。

第三天，骆文庆发现军警当局毫无动静，便着手转移荣德生。荣德生回忆，当匪徒们要带他转移时，他听到远处有一个卖小鸡的和修洋伞的在喊：“买小鸡啊！”“修洋伞啊！”他想，这大概就是绑匪们在互通消息的暗号吧。

晚上8点半，骆文庆等人将荣德生挟上汽车，一路拐弯抹角走了好久。车行至曹家渡附近，匪徒们又让他换乘三轮车，走了好久才到达预先布置好的公益里100号。

荣德生在这间“黑暗世界”中足足呆了34天。为了确保他不会逃脱，绑匪们安排了一个老头跟他睡在一张床上。

事后，荣德生回忆，在被囚的日子里，绑匪对他还算优待。“每天早上两个鸡蛋，中午和晚上一碗饭一碗粥，小菜是豆腐、咸菜、黄豆、鳞鱼、鲫鱼、炒蛋，周而复始。”

唯一令他感到痛苦的是绑匪不许他高声说话，连咳嗽吐痰也不行。绑匪还对他说：“痰咽到肚子里去，可以润肠通便。”

在被囚的日子里，曾有两次险些暴露。最惊险的是第19天，军警到公益里100号例行检查。军警敲开大门时，楼上的绑匪们已经将手枪上膛，只要警察上楼就拼个你死我活。不过，老谋深算的骆文庆早就事先安排黄阿宝的姘妇吴月生带着孩子住在一楼。警察一进门，吴月生立刻在小孩腿上使劲拧了一把。一时间，孩子哭大人骂，屋里乱作一团。军警以为是普通住家，连楼都没上就走了。

荣德生在这“黑暗世界”中求告无门，禁不住胡思乱想：日后如果自己能够逃出生天，一定要刻两枚印章，一曰“曾入地狱”，一曰“再生之德”。

荣德生被绑架后，荣家上下乱作一团。当时年仅4岁的荣智健发现，那几天家里乱哄哄的，叔叔伯伯们都回来了，房间里传出奶奶的哭泣声。他好奇地问妈妈：“大伯和叔叔们怎么都回来了？奶奶也哭呀？”妈妈悄悄告诉他：“别作声，爷爷被抓走了。”

绑匪开价

首富被绑的消息不胫而走，很快各大报纸纷纷在显著位置做了报道。一时间，全国舆论哗然。蒋介石十分震怒，接二连三发生的绑架案，搞得政府颜面全无。他一怒之下免了淞沪警备司令部司令李及兰和稽查处处长程一鸣的职，调宣铁吾任淞沪警备司令部司令，并下了死命令，限期破案。

然而，荣家担心绑匪撕票，案发后一直拒绝与警方合作。时任上海警察局局长俞叔平，一边派内线潜入荣家打探消息，一边监听了荣家及其亲朋好友的电话。在1946年出版的《刑事警察与犯罪侦查》一书中，俞叔平详细记录了警方监听情况——

5月4日，绑匪在亚尔培路(今陕西南路)234号俄国面包房，给申新九厂经理吴昆生家打了第一个电话。申新九厂副经理陈品三后来回忆，当时那个电话是他接的，后来绑匪就点名只跟他联系。

电话中，绑匪问：“写给你的信收到了吗?”陈品三说：“收到了。”绑匪说：“你们假如肯花一点钱就可以放出来的。”陈说：“此事须同荣的家属商量后才能决定。”绑匪问：“哪一天听回信？”陈答：“明日下午三四点钟再通话。”

电话中所说的信是4月30日骆文庆发给荣家的，他在信中开出了200万美元的赎金。当然，骆是漫天要价，投石问路，只是想探一探荣家的反应。

此后，绑匪跟荣家共通了23次电话，内容均被警方记录在案。俞叔平回忆，绑匪非常狡猾，每次打电话都变换地点，而且通话基本上控制在3分钟之内。每每警方寻着线索追过去，绑匪早就没影了。

绑匪与荣家在电话中不断讨价还价，荣家以美金太难搞到为由，希望支付法币，可绑匪坚持要求付美金。

谈判陷入僵局，绑匪决定让老爷子亲自出面。5月13日，绑匪打电话通知荣家，到亚尔培路祥生饭店下层厕所内的洗脸盆下，取荣德生的亲笔信。荣德生在信中写道：

昆生兄大鉴：

五日去信已收到，惟对筹款未成办法，司令观吾方无诚意。今再明白详示数目，美金一百万元。余请求折减，彼云：应得合力速筹，稍为减少两成，信到速即办理，即刻自行筹款。电话到，切实答复。余离家十七日，心急万分，万一不妥，吃苦不起，即公司全局亦不能了。

此信即与二儿看后守秘密。

荣德生次子荣尔仁看到信后，心急如焚，荣德生显然是受到绑匪胁迫，处境不妙，不过绑匪自动把赎金从200万美金降到80万美金，看来还有降价空间。

果然，几天后他们又收到一封荣德生的亲笔信。这封信是直接写给荣尔仁的，措辞也比上一封严厉很多：

示儿知悉：

十三日去信，汝等未能照办，此间长官颇为震怒。余求之再三，乃允捐输美金五十万元，并想出一个切实的办法：盖余之名望既由加入各厂股东而来，今惟有向各厂分筹，愿汝向各厂经理恳求，看余之老命。余为办事业，招此困难。须切实即速进行，下开各数向各厂分担，在余股份名下支付。计申一出美金五万元，申二出美金十万元，申三出美金十万元，申六出美金五万元，申九出美金二十万元，共计美金五十万元，切切实实，不可缺少。尚不足之数，请申九帮忙，以股票作抵可也，或请昆生兄想办法，勉力筹足。此事必须克日办妥，不可大意，以全余之残年；否则余之老命不保，汝等亦恐遭受不堪设想之恶果。

此嘱

德字

与此同时，申新二厂厂长詹荣培也收到一封恐吓信。绑匪威胁，若再不交赎金，就要判荣德生“死刑”。看来绑匪要动真格的了，荣家只好加紧凑赎金。

5月21日早上，绑匪把电话打到吴昆生家指示说：“现在请你预备十三万的两包，十二万的两包，分四包麻袋对剪开，上面写好。”

绑匪与吴昆生约定，次日一手交钱一手放人，而且指定要荣尔仁亲自开车来交易，不许司机跟着。1940年，荣尔仁本人曾被伪军绑架过。当时，他在绑匪的魔窟中受了58天折磨才死里逃生，因此谈绑色变，无论如何也不敢去跟绑匪接洽。同样曾被绑架过的吴昆生只得挺身而出，表示自己愿意去接头儿。

此时，吴昆生已经察觉到自己的电话被监听了。他提醒绑匪不要再打电话联系了，改用别的方式联络为好。

次日，绑匪将电话打到陈品三那里，约定在扬子饭店碰头。不过，这只是绑匪释放的烟幕弹，他们根本就没有在约定地点出现。

5月24日，绑匪来电话质问陈品三，为什么现场会出现四个身藏枪械的便衣？陈品三赌咒发誓，绝对没有通知警方。于是，绑匪又让他们次日派一个小学生，到神州旅社315房间接洽。

第二天下午4点，绑匪电话通知陈品三，一个小时以后到蒲石路（今长乐路）交款。这通电话是绑匪给荣家打的最后一个电话，警方的监听记录到此为止。

还有一种流传更广的说法是，骆文庆发现电话被监听后，便通过吴志刚与申新二厂厂长詹荣培取得联系。骆文庆告诉詹荣培，每天派一名心腹到静安寺和南京大戏院附近的墙上，去揭袜厂的招工广告，广告背面会写着联络地点。两次试探之后，劫匪确认周围没有军警跟踪，荣家确实是诚心赎票，才给出了最终的交易地点：蒲石路1210号。

不管通过哪条路径，接头地点指向了蒲石路。荣家人看到这个接头地点后，心中不禁疑窦丛生。那里不正是上海最高长官、京沪卫戍区总司令汤恩伯的官邸附近吗？什么样的绑匪，敢在司令官邸旁边交易赎金？由此，荣家人更觉得这些绑匪不一般，没准他们压根儿就是官方指使的。

自案发时起，“官匪一家”的传闻就在社会上广为流传。除了绑匪开了淞沪警备司令部的车，用第三方面军的红色逮捕证绑了人，另一个证据就是他们指定的交易地点在司令官邸附近。不过，这些只是猜测，并无实据。

据曾参与破案的朱崇文回忆，正因为交易地点选在了汤恩伯官邸附近，反而引起了警备司令部的注意。淞沪警备司令部稽查处督察长毕高奎得知，荣家与绑匪要在蒲石路交易，早早就安排便衣化装成三轮车夫和小贩，在附近徘徊。汤恩伯家警卫发现巷口忽然多了许多小贩，觉得蹊跷，于是一个电话打到常熟分局报了警。常熟分局的警察不明就里，立刻出警杀将过去。结果，大水冲了龙王庙，警察把暗探抓了个正着。虽然经毕高奎一再解释，警察马上就撤退了，但还是惊动了绑匪。当天，他们根本没露面。

对此毫不知情的申新二厂协理顾鼎吉，开着汽车，带着50万美元赎金，在附近兜圈子，可就是不见有人前来接头。稽查人员一看捉拿绑匪无望，就拦下顾鼎吉的车，将他带回警备司令部。

据陈品三回忆，稽查人员声色俱厉地指责荣家与绑匪私下交易是违法行为，并且打伤了顾的眼睛，没收了赎金。

但也许是怕绑匪“撕票”，不好向上峰交代，缉查人员的态度很快就来了个180度大转弯。他们表示：“违法赎票，本应法究，然念匪方线索，势必迁延时日，则匪方与荣宅接洽发生困难，恐于荣德生本人不利，当即为适应环境、便利办案起见，遂权宜一时，当与荣氏次子荣尔仁谈明，发还赎款。”

经历一番波折后，绑匪派吴志刚与詹荣培直接联系拿钱。

5月27日，詹荣培对申新二厂会计宓勉群说：“今天有两皮箱东西送到你的地方（申新二厂厂长办公室），你先收下，不要让别人搭手，下午有警备司令部的汽车来取，你交给他们好了。”宓勉群纳闷地问：“警备司令部不是刚刚把赎款发还了吗？怎么今天又来取？”詹荣培让他不必深究，汽车来了，交给他们就行了。

下午，果然有一辆警备司令部的汽车开到申新二厂，司机收下箱子，什么都没说就走了。

第二天晚上，荣德生便被绑匪雇车送到位于麦尼尼路（今康平路）的女婿唐熊源家。荣德生终于逃出生天，与家人团聚。经此折磨，这位71岁的老人已经骨瘦如柴，举步维艰，休养了许久才恢复过来。

美金露馅

荣德生虽然平安归来，但绑匪和巨额赎金在军警眼皮子底下不知所踪，这令国民党当局颜面无存。据说，新任驻华美军总司令魏德迈在宴会上公开揶揄上海市长吴国桢说：“赎金高达50万美元，连美国也没听说过。”

这话很快传到蒋介石耳朵里，老蒋震怒。5月底6月初，他接连召见了淞沪警备司令部司令宣铁吾和稽查处处长陶一珊。由于社会上流传“某军事机关与匪徒暗通声气，参与绑架”的传言，蒋介石命令淞沪警备司令部从速破案。

蒋介石一发火还真起作用了。三个月后，荣案竟然侦破了。

8月3日下午，陶一珊拿着厚厚一叠侦查报告，含笑走进记者招待会现场。他宣布荣德生绑架案已经告破，全案15名要犯已经移解军事法庭审判。因为坊间一直流传着“官匪一家”说法，所以警备司令部在破案后写了一篇详细的通稿，以正视听。第二天，上海、无锡各大报纸都刊登了这篇名为《荣德生绑案真相》的文章。

文中披露，警备司令宣铁吾接手此案后，断定这起绑架案与在上海滩专干绑票营生的嵊县帮有关。时任交警第十四大队队长丁锡三1940年曾参与侦破荣尔仁绑架案，于是他们邀请丁氏偕同办案。经丁锡三的部下多方寻访，发现了两个重大线索。其一，绑架荣德生的汽车是从淞沪警备司令部借出去的；其二，绑匪中有中美合作所及毛森部下之组长。后来，军统办案人员发现黄绍寅形迹可疑，以他为突破口，牵出了整个犯罪团伙。

文章虽然极力渲染淞沪警备司令部在破案过程中的贡献，但明眼人一看便能发现，所谓“两个重大线索”不过是秃子头上的虱子明摆着的。案子真正的突破口是军统挖出了黄绍寅。

既然荣案归淞沪警备司令部主办，头功怎么会让在无锡任第一绥靖区司令的毛森抢走了呢？

毛森在回忆录中写道，由于他精明强干，汤恩伯亲自向蒋介石推荐他来破案。这当然是毛森在给自己脸上贴金。毛森之所以能找到案件的突破口，是因为主犯黄绍寅是他的部下。

多年以后，毛森在回忆录中回顾侦破此案的“光辉事迹”时，将黄绍寅、刘瑞标等人军统特务的身份一概抹掉。在他的笔下，刘瑞标成了一个木匠，黄绍寅是个单帮客，连替他破案的得力干将黄炳炎也成了在绍兴戏班工作的退伍军人。不过，越掩饰越让他的回忆漏洞百出。

相比起来，毛森手下干将朱崇文对于破案经过的回忆，反而更合情理。

朱崇文回忆，5月底，毛森带着他和黄炳炎等人秘密潜入上海暗中侦查。可是，查了20多天，案子毫无头绪。就在此时，身为军统特务的黄绍寅露馅儿了。

据说，绑匪们在举行庆功宴时，老大骆文庆曾经下过一条死命令：各人分得的赃款，至少要过个一年半载，看看风头才能用。即便要用，数目也不能太大。

可黄绍寅不理骆文庆那套，拿到一万五千美金赃款后，他给老婆又买钻戒又买大衣，引来旁人侧目。有人还在他的上衣口袋里，隐隐看到透出来一叠美金钞票。

关于黄绍寅的暴露还有个有趣的细节。抗战胜利后，从后方来上海的国民党特务，大都住在敌伪留下的二层小楼里。当时，黄绍寅住楼上，毛森的一个部下住楼下。

一天睡到半夜，黄绍寅突然拔出手枪对准门口，大喊一声“什么人？”睡在他身边的老婆惊醒后，问他怎么回事？黄绍寅才清醒过来，原来是梦见有人追杀他。

黄绍寅的一举一动都被住在楼下的特务看在眼里，很快便报告给了毛森。联想到绑匪是用红色逮捕证抓的人，毛森直觉感到黄绍寅与此案有关。

6月21日深夜，毛森下令逮捕黄绍寅，并在他的住所抄出了不少美金。军统连夜将黄绍寅带回驻地审问。黄绍寅很快就招认，他参与了荣德生绑架案，并且将毛森的旧部刘瑞标也供了出来。

案发后，刘瑞标借口老母重病，带着赃款逃回了浙西老家。不过，毛森手下特务陈巨福、梁荣知道他的底细，第二天就带人杀到刘瑞标老家，将他捉拿归案。

拔起萝卜

黄绍寅、刘瑞标的落网，为荣案打开了突破口。正所谓“拔起萝卜带出泥”，绑匪们很快就一一浮出水面了。

第一个被黄绍寅、刘瑞标供出来的，是为他们与袁仲抒居中联络的赵绍宗。赵绍宗本人虽然没有参与绑架，但他负责传递消息，对绑匪的组织结构反而比黄、刘二人知道得更清楚。

根据赵绍宗的供述，军警兵分两路前往骆文庆、袁仲抒两个匪首家捉人。此时，经验老到的骆袁二人早已逃之夭夭。不过，军警们在位于南阳桥的袁家遇到了给袁仲抒看房子的老太太顾初十。他们在顾初十房间里搜出500美金和30万元法币。顾初十说，自己虽然是袁仲抒的儿女亲家，但是对绑架案毫不知情。美金是袁仲抒的徒弟赵告甫寄存在她这里的，30万元法币是她自己的私房钱。军警们在袁家唯一的收获是搜出了一张袁仲抒妻子的照片。

线索就这样断了。就在军警们一筹莫展之际，一次乌龙事件让案情又柳暗花明起来。

荣案在上海滩闹得沸沸扬扬，许多人都想从中分一杯羹，其中也包括那些替警方当线人的“三光码子”(即吃光、当光、用光的人)。

一个名叫邓伯源的线人向上海警察局报告，自己掌握了荣案主犯的情报，愿意协助警方破案。邓伯源平时常向警方提供一些贩毒、抢劫案件的小情报，所以警方以为他真有什么门路能挖出真凶，就给他提供了一些活动经费，让他继续侦查。可邓伯源拿了钱后，便如肉包子打狗，没了下文。日子久了，警方起了疑心，不断向邓追问线索。邓伯源应付不了警方的步步紧逼，索性来了个人间蒸发。后来，警方通过线报得知，邓伯源躲在南市的娼寮妓院里逍遥自在，便派人前去缉拿。由于行动前上峰并没有说清来龙去脉，具体办案人员以为自己是去捉拿荣案的主犯。于是，荣案主犯落网的消息，就这样沸沸扬扬传开了。

第二天，上海的许多小报都捕风捉影地登出了“荣案主犯被捕”的消息。这个假消息很快也传到了骆文庆耳朵里。

不知出于什么心理，骆文庆竟然决定亲自去袁家一探究竟。6月底的一个清晨，他来到南阳桥袁家门口。四顾无人，没发现什么异常，他就大着胆子溜进了袁家。当骆文庆登上二楼时，发现阁楼扶梯边站满陌生人。骆心知不妙，纵身一跳，跳下二楼。在袁家守株待兔多时的便衣哪能让他逃脱，大家一拥而上将骆文庆按在身下。初时骆文庆还心存侥幸，谎称自己姓张，可与黄、刘诸犯一对质，他便露了馅儿。

不过，在毛森的回忆里，抓获骆文庆的情景又是另外一个版本——

刘瑞标供述，自己与黄绍寅曾在东升桥茶馆与骆老大（骆文庆）见过面。于是，毛森命手下张熙明到东升桥茶馆查访。张熙明到茶馆后，低声问茶博士：“骆老大来过吗？”话音未落，坐在身旁的一名客人便飞身跳起，从茶馆二楼的窗户一跃而出。结果，被守候在楼下的便衣逮了个正着。经查他正是骆文庆。

不难看出，在警备司令部的版本中，骆文庆的落网，全靠他们释放了“主犯落网”的烟幕弹。可在毛森的版本中，捉住骆文庆完全没有警备司令部什么事。

哪个版本更接近事实，已经无从判断。不过，骆文庆供出了其他主犯，倒是案情水落石出的关键。

骆文庆供出的第一个人是向警备司令部借来军车，并联络荣家接赎金的吴志刚。

案发后，吴志刚仍像没事人一样住在自己的花园洋房里，按时上下班。这天晚上8点，吴志刚开着自己的汽车下班回家。此时，他的一举一动已经在军警的监视之下。军警一直埋伏到后半夜才动手。当他们看到吴志刚卧室的灯熄灭后，便悄悄潜入二楼，摸进吴志刚的卧室。军警用手枪对准吴志刚的脑袋，大喝一声：“不许动！”梦中的吴志刚一下子惊醒过来，这时他才反应过来已经东窗事发了。军警当场从吴家衣橱里搜出了吴志刚的手枪和分得的美金。

与吴志刚落网相比，匪首袁仲抒被捕的过程更有戏剧性。

据骆文庆供述，袁仲抒有个儿子在西北军当参谋，这几日要回来探亲。分赃后，袁仲抒对他说，要去杭州跟儿子会合，然后再一同回诸暨老家。根据这个线索，毛森派得力干将黄炳炎到杭州捉人。

不过，要想在偌大的杭州找到一个人，好比大海捞针。黄炳炎带着手下，在西湖边上的几个大旅社排查了好几天，还是一无所获。这天晚上，一筹莫展的黄炳炎等人走进西湖边上一间饮冰室小坐。黄忽然发现邻座的两名年轻女子中，有一人长得颇似袁仲抒的妻子。

不一会儿，年轻女子结账起身，黄炳炎等人暗中跟随。女子走进新泰大旅社某房间。黄炳炎暗暗记下门牌号码，到旅社账房间一查，这个房间登记的旅客名为袁争飞，18岁。黄炳炎心下有了八九分把握，袁仲抒应该就藏匿在这里。凌晨4点，黄炳炎在杭州当地警察的协助下，破门而入，抓获了袁仲抒夫妇。

荣案中最后一个被捕归案的是给绑匪指认荣德生的内线朱产生。

朱产生有个邻居徐正廷是常熟分局的便衣警探。徐正廷发现，荣案发生后朱产生突然阔绰起来，又是买家具，又是给妻儿添置新衣服。于是，他将这个情报报告给了分局。可当警察来到朱家时，朱产生已经跑了。原来，朱产生听人说福州白糖便宜，揣着赃款到福州贩白糖去了。在当地警方的配合下，朱产生乘坐的船刚一在福州靠岸，就被抓了个正着。警方在朱妻的皮包里搜出3000美金和一枚钻戒。

至此，荣案的所有涉案人员全部落网。

破财消灾

1946年8月27日，淞沪警备司令部军法处宣布，荣德生绑架案主犯骆文庆、袁仲抒、吴志刚、郑连棠、黄绍寅、朱产生、刘瑞标等8人判处死刑。

绑匪们虽然被正法了，但荣家交出去的那50万美金赎金却下落不明。警方从骆文庆身上搜出来的一个分赃账本非常有趣。

当初，吴志刚接到50万美元赎金后，私自扣下10万美金，然后将剩下的40万美金分做10万美金一包包好。将这40万美金交给骆文庆时他愣说，荣家只给了40万美金。骆文庆等明知吴志刚是雁过拔毛，却也毫无办法。

对于这40万美金，骆文庆做了如下分配方案：扣除先期租房等绑架成本后，其余部分分成了16股半，每股合22000美金。

袁仲抒发起一股、指挥一股，得两股；吴志刚借车得一股；赵绍宗居间联络得半股；黄绍寅得一股半；刘瑞标帮手得一股；郑连棠接电话一股、接洽一股，得两股；骆文庆发起一股、资本一股、帮手一股，得三股；奚阿川看守肉票一股、租船一股，得两股；黄阿宝得一股……

不过，据绑匪们供述，后来他们实际拿到的钱，与这份分配计划相差甚远。获利最多的自然是私吞了10万美金的吴志刚，他一人就独得13万美金。其次是匪首骆文庆，他最终拿到76000美金。袁仲抒忙活了半天，最后只拿到27000美金，而不太起眼儿的郑连棠，不知为什么却得了4万美金……

最后，警方将绑匪们所得的赃款加在一起，只有31万美金。剩下的那19万美金哪儿去了，谁也说不清楚。

即便是这有据可查的31万美金，追回来的也大打折扣。

如前所述，参与此案破案的既有第一绥靖区毛森的属下，也有淞沪警备司令部陶一珊的队伍，还有上海市警察局的人。人多手杂，谁都想从荣案中捞点儿油水。

据记载，上海市警察局缴获的赃款为67400美金、460万法币、3粒钻的戒指一枚，还有许多金手镯、金耳环之类首饰。毛森的属下和警备司令部的人共缴获27345美金、法币9800多万法币、332两黄金。

其实，金首饰、金手表一类抄自绑匪家中的东西，很可能并不是用荣家赎金购买的，但即便是把这些东西都折算成美金，也只有区区12万7千多美金。这个数字只是荣家所出赎金的四分之一。

不过，即便是四分之一赎金，荣家也没有全拿到。荣案侦破后，蒋介石大喜。他大笔一挥，从追讨回来的赎金中拨出5万美金，奖励给了毛森。

毛森在回忆录中大言不惭地写道：他将这5万美金作为奖金分给了办案人员，单是黄炳炎一人，他就给了1万美金，而他自己则分文未取。当时还有人替他打抱不平说：“你这样辛苦，全案都你一人策划侦破的，当然你是首功，至少你也应得一万元。这是最高领袖批发的奖金，是荣耀的代表。你为何分文不取？”毛森谦虚道：“我在军中，布衣粗食，堪可温饱。因各同志用命，能破此历史性巨案，我获得如此荣誉，于愿已足。奖金我决定不取分文。”

这段文字将毛森的虚伪和惺惺作态，展露无余。事实上，黄炳炎、朱崇文等直接参与破案的工作人员只得到300美金奖励，第一绥靖区第二处其他没参与破案的外围人员，每人分了15美金。当时在第一绥靖区第二处驻沪机关工作的何国道回忆，他用这15美金，从一个美国兵手里买了一台二手的无线电。何国道估计，毛森给大家发奖金大概用去了五六千美金，其他部分都进了他自己的腰包。

9月5日，淞沪警备司令部打电话通知荣家，下午到军法处领回剩下的6万多美元赎金。电话催了几次，荣家就是支支吾吾不敢来取钱。据说，直到当天下午下班，荣家也没派人来拿钱。整叠的美钞、法币，大条的黄金，摆了一桌子。军法处没有保险柜，只好临时派4个人值班，守着这些钱。直到第二天下午4点，荣家人才勉为其难地取走了赎金。

荣德生在商场摸爬滚打了一辈子，深知破财消灾的道理。几日后，他派亲信给警备司令部和警察局各送了4万美金作为感谢费。

与此同时，社会上大大小小的慈善机构、社会团体和个人，也向荣家伸手募捐。有的信甚至措辞激烈，语带威胁。

后来，荣家又搭进去10万美金，才摆平这些关系。荣尔仁不禁感慨：“绑匪只要50万美元，破案后却用去60万美元还不够。”

轰动一时的荣德生被绑案就这样稀里糊涂地落幕了。毛森到底是破案英雄，还是幕后主使，半个多世纪以来一直众说纷纭。

此后的三年中，荣家又先后遭遇了绑架、被捕、起诉等厄运，每一次变故，荣家都要拿出更多的钱去打点国民党政府的方方面面。三年中，他们被国民党政府勒索财物高达110多万美元。抗战胜利后，荣家企业的生产规模始终没有恢复到战前水平。刚刚有复苏气象的民族资本，很快便面临崩溃的边缘。

原文来自:中国财经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