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阶级观点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关键内容。苏联亡党亡国的重大教训之一就是苏共放弃了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的方法，最终导致意识形态领域的全面崩溃。苏共在赫鲁晓夫执政时期，错误判断国际国内依然存在的并且日趋复杂的阶级斗争形势，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缺乏警惕性，发动“非斯大林化”运动，鼓吹阶级斗争熄灭论，推行否定无产阶级专政的所谓“全民党”“全民国家”理论，从而全面抛弃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的方法，毁掉了苏共意识形态的核心战斗力，成为其意识形态崩溃的起点。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经验证明，共产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必要保证。习近平总书记在2015年12月11日的全国党校工作会议上曾经强调指出：“在坚持党的领导这个重大原则问题上，我们脑子要特别清醒、眼睛要特别明亮、立场要特别坚定，绝不能有任何含糊和动摇。”而现实社会主义兴衰成败的经验教训则告诉我们，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是捍卫共产党执政地位的屏障。这个屏障的基本架构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的方法。因此，能否深刻理解并坚持阶级观点，不仅反映一个无产阶级政党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定力，而且直接关系到无产阶级政党的执政地位。在今日世界阶级斗争形势依然错综复杂的背景下，共产党一旦放弃阶级观点，就会丧失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核心战斗力，无力捍卫共产党的领导权和社会主义制度。同时，如果模糊阶级立场，改变阶级本色，则脱离群众和蜕化变质就不可避免。因此，习近平总书记在2016年5月17日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又特别强调，在社会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日趋活跃、主流和非主流同时并存、社会思潮纷纭激荡的新形势下，迫切需要哲学社会科学更好发挥作用，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在2017年纪念十月革命胜利100周年之际，进一步深入反思苏联亡党亡国的历史教训，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反思苏联亡党亡国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一个重大教训，就是苏联共产党抛弃阶级观点，导致了意识形态从弱化到崩溃。追根溯源，苏共抛弃阶级观点是从赫鲁晓夫执政时期开始的。斯大林逝世后，以赫鲁晓夫为首的苏共领导人大搞“非斯大林化”运动，宣扬阶级斗争熄灭论，推行所谓“全民党”“全民国家”，成为苏联意识形态崩溃的起点。

一、“非斯大林化”运动及其消极后果

1956年2月，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通过秘密报告掀起了“非斯大林化”运动。这场运动有其特定的思想和社会背景：思想背景是苏联党内外一直存在的、没有彻底改造好的资产阶级世界观和价值观，受到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针对苏联的“和平演变”战略的刺激，在斯大林去世后开始膨胀，并首先以否定作为党和社会主义象征之一的斯大林的形式表现出来；社会背景则是，许多在肃反运动期间受到伤害的人以及与受到伤害的人相关的人，在斯大林去世后开始发泄对斯大林的不满，并要求各种合理的或不合理的平反昭雪。在这样的思想和社会背景下，赫鲁晓夫等苏共高层领导人缺乏理论和政治敏锐性，没有认清正确评价斯大林问题的本质及其重大政治影响，也没有坚持辩证分析的方法，更多的只是出于个人职务和权力的考虑，简单而草率地对待这个表面上针对斯大林，而实质上是针对苏联共产党的领导及社会主义制度的社会潜流，纷纷通过批判或否定斯大林的方式来洗刷自己的历史污点或赢取社会威望。

赫鲁晓夫等人发动的“非斯大林化”运动，把领导苏联党和社会主义建设长达30年并取得巨大成就的斯大林当作敌人来对待，模糊了阶级立场和阶级界限，不仅在苏联和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引发了巨大的思想混乱，而且为国内外敌对势力攻击和丑化共产党及社会主义制度提供了恶劣口实。苏联人民特别是刚刚走上和正要走上独立生活道路的年轻人，在这一运动的影响下，开始怀疑社会主义苏联几十年来走过的道路，对苏联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的信念产生了动摇。有的年轻人完全接受了赫鲁晓夫的观点，自称为“二十大的产儿”。这些人后来有的步入政界，有的成为知识界的精英，逐渐汇聚成一支在苏联搞资本主义复辟的骨干队伍，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苏共“二十大”闭幕后不久，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辗转到美国人手中。当时以色列情报机构在华沙得到一份波兰泄密的赫鲁晓夫秘密报告文本，并于1956年4月初送到美国中央情报局的特工手里，美国高层决策者立刻意识到了这份秘密报告所具有的巨大意识形态的利用价值。5月底，美国国务院将一份副本交给了《纽约时报》，《纽约时报》在7月4日予以刊登。两天后，法国《世界报》也登载了这份报告，然后这份报告又被翻译成俄语和东欧各社会主义国家的语言，通过自由欧洲电台向这些国家的普通民众反复播送。与此同时，报告还被印成小册子向全世界广为散发。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大肆传播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这场“攻心”战很快就收到了巨大效果：苏联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被丑化，国际上同情和支持社会主义的人数骤然减少，许多原来靠拢苏联的左派人士开始对苏联持批判态度；西方国家的一些共产党和工人党内部发生分裂，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合法性乃至合理性均遭到质疑。

赫鲁晓夫等苏共领导人发动的“非斯大林化”运动，虽然在国内和社会主义阵营其他国家也受到不同程度的抵制，但苏联党和政府中一大批世界观改造不彻底的领导干部、受西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影响的知识界精英以及一部分在肃反运动中的受害者及其亲属，则对“非斯大林化”运动表示支持，致使苏联“非斯大林化”运动从此再也没有停止过。每一次“非斯大林化”浪潮的掀起，都使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遭到削弱而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得到加强，形形色色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趁机通过批判和丑化斯大林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在“非斯大林化”过程中，苏联整个社会的思想和信仰逐渐发生了变化，越来越多的人不再相信马克思主义，不再拥护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人们玩世不恭和非理性地反对现实社会制度的社会心理不断积聚，整个社会的思想道德水平开始下降。所有这些变化都为资产阶级自由化滋生蔓延提供了思想和社会基础。

二、抛弃阶级观点的所谓“理论根据”

随着“非斯大林化”运动的展开，赫鲁晓夫又公开宣扬阶级调和以及社会主义国家不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观点，从而开启了不断切割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体系核心内容的过程。1957年1 1月，赫鲁晓夫在庆祝十月革命四十周年纪念大会上，首次公开提出阶级调和以及苏维埃国家无产阶级专政职能应该逐渐消逝的论调。他说，虽然十月革命是通过“武装起义来实现的，但是并没有流很多的鲜血”，而且“工人阶级在革命胜利后表现出非常宽大和人道的精神，甚至某些参加了反革命暴乱的将领，也获得了假释”；当剥削阶级的残余（资本家、地主、富农）还存在的时候，当他们在国内还有某种影响，并受到外国反革命势力支持的时候，阶级斗争可能尖锐起来，矛盾就可能成为对抗性的。然而，“现在苏联已成为精神上和政治上一致的社会”，“已经没有剥削阶级”，“剩下的是劳动人民”，因此，苏维埃国家先前的“镇压剥削阶级及其国内残余的敌对活动，镇压被推翻的统治阶级复辟资本主义秩序的活动的职能就逐渐消逝了”。

在充斥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解冻”文学不断升温的背景下，赫鲁晓夫又在文学创作领域提出“创作自由不受任何限制”，要文艺工作者“不是根据命令，而是根据自己的信仰”去创作。1960年7月，苏共领导人接见知识界代表，赫鲁晓夫在讲话中说，“斯大林逝世后的时期是整顿和清理的时期”，苏联作家、作曲家、画家、电影和戏剧工作者，“不是根据命令，而是根据自己的信仰，用自己的全部创作来捍卫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为实现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而奋斗”。实际上，赫鲁晓夫这样的讲话无异于天方夜谭。让受到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熏陶的文艺工作者，在“创作自由不受任何限制”的条件下，“根据自己的信仰”来捍卫和实现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根本是异想天开，只能是在怂恿“打着红旗反红旗”的欺骗行为。

在1961年10月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上，赫鲁晓夫又在党的指导纲领中公开宣布，苏联已经消灭了敌对阶级，已经没有阶级斗争，并认为“现在不仅在苏联，而且在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都消灭了资本主义复辟的社会经济可能性……随着所有社会主义国家人民团结的加强，帝国主义想要使资本主义制度复辟、使社会主义国家蜕化的希望日益破灭”。苏共二十二大闭幕后，苏联理论界开始大肆宣传阶级斗争熄灭论。《真理报》在1961年12月5日刊文指出：“在苏联早已消灭了剥削地主、城市资产阶级、富农。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概念本身相联系的主要东西——一个集团的人攫取另一个集团的劳动成果的可能性——消灭了。”苏联《经济报》则刊文指出：“我国今天没有对恢复资本主义制度感兴趣的阶级。”然而，事实已经证明，苏共领导层和理论界的上述认识是完全错误的。在苏联，对恢复资本主义制度感兴趣的不仅大有人在，而且资本主义制度也复辟了。

上述赫鲁晓夫和苏共理论界关于社会主义国家不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的所谓“理论根据”，归结起来是基于两个错误的理论判断：一是认为阶级与阶级斗争只存在于包括资本主义社会在内的私有制社会以及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这个过渡时期从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开始，到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基础建立起来为止），而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不存在马克思和列宁所定义的阶级和阶级斗争；二是认为只要消灭了阶级和阶级压迫的经济基础，阶级和阶级斗争就会自然消灭。

关于第一个错误的理论判断，源自苏共领导层和理论界对马克思与列宁的“过渡时期”理论的曲解。1875年，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曾经明确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列宁根据俄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践经验，进一步阐述了马克思的“过渡时期”理论。列宁1919年10月在《无产阶级专政时代的经济和政治》一文中深刻地指出：“在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有一个过渡时期，这在理论上是毫无疑义的。这个过渡时期不能不兼有这两种社会经济结构的特点或特性。这个过渡时期不能不是衰亡着的资本主义与生长着的共产主义彼此斗争的时期，换句话说，就是已被打败但还未被消灭的资本主义和已经诞生但还非常幼弱的共产主义彼此斗争的时期。”马克思与列宁的论述表明，过渡时期存在于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之间，而不是存在于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这个过渡时期既不是完全的资本主义，也不是完全的共产主义；这个过渡时期充满着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的斗争。那么，这个过渡时期究竟是一个什么性质的社会呢？只能是共产主义的低级阶段，即“充满着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的斗争”的社会主义社会。因此，列宁指出：“一切关于非阶级的社会主义和非阶级的政治的学说，都是胡说八道。”“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特性就是厌恶阶级斗争，幻想可以不要阶级斗争，力图加以缓和、调和，磨掉锐利的锋芒。所以，这类民主派或者根本不承认从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整个历史阶段，或者认为自己的任务是设想种种方案把相互斗争的两种力量调和起来，而不是领导其中一种力量进行斗争。”

关于第二个错误的理论判断，源自苏共领导层和理论界不仅片面地理解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原理，而且对列宁关于社会主义是一个在阶级斗争中前行的“漫长而复杂的过渡”时期的告诫缺乏警惕。

苏共领导层和理论界想当然地认为只要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制度建立起来，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就一致起来，进而在政治和思想上也就能够一致起来。比如，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二大上想当然地提出：“（苏联）社会主义解决了一个巨大的社会问题——消灭剥削阶级以及产生人剥削人的原因……在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根本利益一致的基础上，形成了苏联人民在社会政治上和思想上的牢不可破的一致”，“（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过渡是在没有剥削阶级、在社会全体成员——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切身关心共产主义的胜利并自觉地争取这一胜利的条件下进行的。因此，共产主义建设要用民主的方法，通过社会关系的完善和发展，通过旧生活方式的消亡和新生活方式的诞生及其互相交错、互相影响而实现，这是很自然的。”这显然是片面地理解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原理，忽视了包括思想上层建筑在内的社会意识的相对独立性。

即便是在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条件下，虽然阶级剥削、阶级压迫的经济基础不复存在了，但阶级斗争并不会完全消失，特别是在思想文化领域。由于社会意识具有相对独立性，当它所依赖的社会存在消失之后，它还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保持自身的“惯性”而继续存在和发展，并为它起初所依赖的社会存在的重新复活保持精神记忆和思想准备。因此，当非无产阶级的社会意识所依赖的经济基础和政治法律制度被社会主义革命消灭之后，非无产阶级的社会意识特别是其中非无产阶级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还将长期存在，它们比其所依赖的社会存在更难于被清除干净，无产阶级社会意识与非无产阶级社会意识之间的对立和斗争将构成整个社会主义发展过程中阶级斗争的重要内容之一。因此，列宁在批判资产阶级思想文化的“惯性”时曾经深刻指出：“在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旧社会之间并没有一道万里长城。革命爆发的时候，情形并不像一个人死的时候那样，只要尸体抬出去就完事了。旧社会死亡的时候，它的尸体是不能装进棺材、埋入坟墓的。它在我们中间腐烂发臭并且毒害我们”，“工人还保存着许多资本主义社会的传统心理”，“无产阶级不是没有资本主义社会的缺点和弱点的。它为社会主义而斗争，同时也同本身的缺点作斗争”。

苏共领导层和理论界想当然地错误理解社会主义社会阶级和阶级斗争问题，就不可能对列宁关于社会主义是一个在阶级斗争中前行的“漫长而复杂的过渡”时期的告诫保持警惕。列宁晚年在反思新经济政策的意义和条件时曾告诫全党：“要从资本主义社会走上接近共产主义社会的任何一条通道，都需要有社会主义的计算和监督这样一个过渡，一个漫长而复杂的过渡”，“资本主义社会愈不发达，所需要的过渡时间就愈长”。实行新经济政策，引入资本主义“是阶级斗争在另一种形式下的继续，而决不是用阶级和平来代替阶级斗争。至于斗争的方式如何，将由实践来表明”。列宁进而提醒全党，无产阶级革命胜利后，思想战线就会出现不同于以往任何历史时期的激烈斗争，马克思主义者如果不能深刻把握辩证唯物主义的哲学基础，“是无法对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袭和资产阶级世界观的复辟坚持斗争的”。列宁的告诫表明，即使是建立了公有制经济基础，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也不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而是一个漫长而复杂的“社会主义的计算和监督”过程，需要在各种形式的阶级斗争中前行，特别是要警惕思想文化和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而赫鲁晓夫为首的苏共正是在这一问题上放松了警惕，违背和背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犯下了难以弥补的错误。

三、所谓“全民党”和“全民国家”理论

赫鲁晓夫在否定阶级和阶级斗争观点的同时，进一步提出了否定无产阶级专政的所谓“全民党”和“全民国家”的理论。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二大上，无视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日益泛滥的现实，无视在西方敌对势力鼓励和支持下的“持不同政见者”借助“非斯大林化”运动不断积聚反党势力的危险，依旧推动大会通过了新的《苏联共产党章程》和《苏联共产党纲领》，抽象空谈苏联已消灭了阶级，宣称无产阶级专政已不必要，苏联已变为“全民国家”，苏联共产党也已成为“全体人民的党”等背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错误观点。赫鲁晓夫在会上说：“在苏联形成了具有共同特征的不同民族人们的新的历史共同体，即苏联人民。他们有共同的社会主义祖国——苏联，共同的经济基础——社会主义经济，共同的世界观——马克思主义，共同的目标——建立共产主义”，“历史上第一次在我们这里形成了这样一个国家：它不是某一个阶级的专政，而是整个社会、全体人民的工具”。通过的新党章按照赫鲁晓夫的论调公开宣称：“弗·伊·列宁所建立的、作为工人阶级先进部队的共产党，走过了光荣的斗争道路，引导工人阶级和劳动农民取得了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在苏联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在苏联消灭了剥削阶级，形成并巩固了苏维埃社会在道义上和政治上的一致。社会主义完全地和最终地胜利了。共产党，工人阶级的党，现在成了全体苏联人民的党。”并规定：“任何苏联公民，承认党的纲领和章程，积极参加共产主义建设，在党的一个组织中工作，执行党的决议，并且交纳党费的，都可以成为党员。”而新的苏共纲领则宣布：“苏联进入全面展开共产主义建设时期”，无产阶级专政已经“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国家机器镇压剥削阶级反抗的职能也就消亡了”，“作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而产生的国家”，已由“阶级统治的工具变为代表全民意志的机构”，“已变为全民的国家”，“全民的组织”，“无产阶级民主已经日益变为全民的社会主义民主”。苏共二十二大通过的新党章和新纲领表明，伴随着对阶级观点的抛弃，苏共的指导思想也开始背离马克思列宁主义。

实际上，就苏联当时所处的社会发展阶段而言，国际国内都不存在“全民党”“全民国家”。“全民党”“全民国家”这一提法是根本违背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建党、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的。马克思主义认为，政党是有阶级社会发展到资本主义阶段，伴随着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产生而产生的。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存在是政党产生和存在的基础。世界上任何政党都反映特定阶级的本质特征，代表特定阶级的意志和利益，并以实现该阶级的统治和政治纲领为奋斗目标，因而政党都是阶级的政党，共产党也不例外。她虽然可以代表最广大的劳动群众的意志和利益，但这并不意味着她有超阶级性。因此，任何政党都无法成为“全民党”，“全民”与“政党”这两个词是不能连在一起的。在阶级和阶级斗争还没有彻底消灭的情况下，“全民国家”也是不存在的，因此在社会主义国家，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职能也是不能被削弱的。苏联党和国家信奉所谓“全民党”和“全民国家”理论，不仅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而且脱离了现实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实际状况。

苏共二十二大提出“全民党”和“全民国家”理论后，苏联理论界开始大张旗鼓地宣传这“两全”错误理论。1961年12月，《真理报》刊文指出：“现在，当苏联早已没有剥削阶级的时候，当我们的社会只是由劳动人民的友好阶级——工人、农民以及同他们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人民的知识分子——所组成的时候，列宁的党在自己的新纲领中庄严地宣布：苏联共产党是全体人民的党。这个极重要的理论结论和政治结论反映了由利益的一致和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团结起来的苏维埃社会的磐石般的团结和强大。”1962年3月，《共产党人》杂志刊登署名波文的一篇文章：《从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向全民国家过渡》，文章说：“苏维埃社会主义国家越来越从阶级的国家变成全民的国家，个人迷信延缓了把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变成全民国家的过程；在苏共二十大和二十二大两次代表大会之间，完成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转变为苏维埃社会主义全民国家的过程，开始了社会主义国家组织发展的第三个阶段，向国家的完全消亡又跨出了一步；随着无产阶级专政的停止，发生了以往历史上没有过的局面：国家终于不再成为阶级的统治工具。”

1962年4月25日，赫鲁晓夫又在最高苏维埃会议上作关于制定新宪法的报告，提出要把“全民国家”的思想作为新宪法的基础。赫鲁晓夫说，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变成了全民的社会主义国家，而无产阶级民主变成了全民的民主；新的宪法应该是全民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宪法，正在建设的共产主义的宪法；伟大的共产主义的理想：各国人民的和平、劳动、自由、平等、博爱和幸福，这些对所有人民说来是神圣的原则，应该作为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新宪法的基础。

赫鲁晓夫讲话发表后，苏联各大媒体又纷纷对赫鲁晓夫讲话精神做出响应。最突出的是，《武装力量共产党人》杂志第十二期刊登了军事科学副博士塔蒙诺夫的一篇名为《论苏军的性质和使命》的文章，文章以“全民国家”理论为指导，指出现阶段苏联军队建设的两个基本问题：一是关于苏军“全民性质”的发展；二是关于现阶段苏军的使命。谈到现阶段苏军的性质时，文章说，随着“国家转变为全民国家”，“苏军的性质也将发生新的变化”：“在现代条件下，苏军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这个老定义已经过时”，“苏军已经成了真正的全民军队”，“无产阶级专政的军队和全民国家的军队，并没有原则区别”。这篇文章实质上是鼓吹军队“国家化”“全民化”，是在军队建设领域否定无产阶级专政，否定党对军队的领导。这种背离无产阶级专政的建军思想，对苏联红军的未来发展产生了极为消极的影响。当1991年8月苏共中央紧急状态委员会调动军队而某些部队以所谓“军队是国家军队，只能听命于总统”为理由不再服从党的指挥之时，人们才真正意识到“全民党”“全民国家”错误思想对军队腐蚀的严重程度。

四、苏联意识形态崩溃起点的形成

赫鲁晓夫抛弃阶级观点，在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开启了苏联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从弱化到崩溃的过程，而后这一过程就再也没有停止下来。勃列日涅夫执政后，一方面继承了赫鲁晓夫“非斯大林化”运动的基调，另一方面又封锁苏联与外界的信息渠道，内部各种报刊连篇累牍地发表所谓“正面宣传”文章，空话套话连篇，掩盖矛盾，粉饰太平，既脱离现实生活实际，也脱离群众的思想实际，不仅没有起到正面宣传教育作用，反而使群众产生了逆反心理，结果是强化了西方国家针对苏联的反动宣传效果，致使苏联人民相信苏共和信仰社会主义的人越来越少。戈尔巴乔夫自认为是“二十大的产儿”，执政后“自觉地”通过所谓“民主化”和“公开性”，纵容各种反党反社会主义势力大肆污蔑斯大林甚至列宁，丑化苏联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引发苏联社会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彻底崩溃，从根本上摧毁了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思想基础。

俄罗斯学者在反思苏联亡党亡国的原因时，曾经沉痛地指出，苏联社会的总危机是从意识形态领域开始的，“冷战”首先是意识形态领域的战争，“西方进攻的主要对象正是社会的思想、心理和道德状况。还是在赫鲁晓夫时代意识形态危机的征兆就已显露出来，但任何措施都未能使苏联意识形态防止这种危机。当代俄罗斯社会在意识形态领域出现了最为可怕的景象：所有居民阶层、各个层次的受教育者、各行各业、所有的政治方向、所有的组织和运动、所有的成年人思想上完全瓦解了”。“在意识形态领域，破坏性倾向战胜了实证主义倾向”，“当敌人向苏联和社会主义发起实实在在的进攻时，党的意识形态‘机器’竟完全丧失了行动的能力”。中国学者在分析苏联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失败对苏联亡党亡国的影响时也指出：“勃列日涅夫时期意识形态领域的问题及工作的失误，也许从单个侧面来看还不那么严重，但是却积少成多，一遇到合适的气候便发生恶性膨胀，由量变到质变。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正好造成了这样的气候，导致苏共和整个苏联社会在意识形态领域出现大混乱和危机，进而从根本上动摇了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思想基础。”“从赫鲁晓夫到勃列日涅夫再到戈尔巴乔夫等苏共领导却逐步彻底背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打起了抽象人道主义旗帜，相继推行了一条以资产阶级人道主义、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历史观为指导思想的‘民主社会主义’路线，使苏共党内和苏联社会中资产阶级自由化势力滋生蔓延，使苏共和苏联社会主义制度发生了向现代修正主义政党和资本主义制度的‘和平演变’。”美国学者在分析美国“和平演变”战略对苏联解体的作用时也指出：“应该说，对苏联的解体，美国和西方确实起了很大的作用，但这种作用主要不是政治和经济方面的，而是以自由主义为代表的意识形态，非常有效地渗透到了苏联知识分子和党的干部的思想中。”

总之，苏共在斯大林逝世后，客观上需要新一代领导人能够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正确总结社会主义建设所取得的成就和存在的不足，发扬成绩，纠正错误。然而，以赫鲁晓夫为首的苏共新一代领导人，缺乏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缺乏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的理论定力，放弃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把纠正斯大林时期的错误变成丧失阶级立场的“非斯大林化”运动，在所谓“创新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口号下背离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这不仅使当时苏联政治经济体制改革所需要的良性政治、思想和社会环境变得更加复杂，而且掏空了苏联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核心内容，成为日后苏共指导思想变质和崩溃的起点。现实的社会主义国家经常地处于国内资本主义复辟和国际资本主义颠覆与包围的严峻环境之下，这就决定了现实的社会主义国家不可避免地面临复杂的阶级斗争形势。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所推行的“和平演变”战略，就是针对现实社会主义国家展开的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苏共从赫鲁晓夫执政开始，错误地抛弃阶级观点，摧毁了苏联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核心战斗力，瓦解了无产阶级专政在意识形态战中的作用，终于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中败下阵来，这个教训是非常深刻的。

原文来自:中国财经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