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模拟训诂的方法别解“国”与“家”的字义：繁体的“國”字，由“戈”与“囗”组成，戈者，兵器也，可引申为国家暴力机器、公共权力；囗者，围也，形同牢笼。将戈置于囗内，其寓意便是：为防止被滥用，需要将国家权力关进笼子里。“家”字由“宀”与“豕”组成，豕指家猪，引申为畜产、财产；宀指房屋。将豕置于宀下，寓意为：家庭乃是保护财产的堡垒。

但在某些特殊情况下，“家”会丧失了保护财产的功能，比如对于不幸失去双亲的未成年人来说，他的家庭很可能便提供不了保护。这个时候，往往需要“国”介入，向未成年人提供代替性的保护，比如设立监护人制度。这也是国家存在的意义之一。

学习过法制史的朋友应该都被告知：监护人制度起源于罗马法。而中国传统社会宗法组织发达，国家职能萎缩，政府信奉“清官难断家务事”的观念，因此，不可能发展出“国家监护”的制度。事实是不是如此呢？我还是先讲述一个《名公书判清明集》收录的宋代司法案例吧。

大约宋理宗年间，曾任浙西提点刑狱的南宋理学家胡颖审理过一起诉讼案：有一个叫做李文孜的孩子，自幼父母双亡，家中再无直系血亲，只有父亲留下来的一笔遗产。他的叔叔李细二十三，为侵吞李文孜的财产，宣称将自己的儿子李少二十一过继给兄长，将兄长的家产，包括田业、室庐、器用之资，全都据为己有。李文孜无家可归，逃亡在外，被刘宗汉收留。之后，刘宗汉以李文孜的名义，将李细二十三、李少二十一父子告到衙门，检控他们霸占自己的财产。审理这个案子的法官就是胡颖。

胡颖的判决书，首先援引了一条宋朝法律：“准敕：诸身死有财产者，男女孤幼，厢耆、邻人不申官抄籍者，杖八十。因致侵欺规隐者，加二等。”这一敕令涉及宋朝特有的一项制度：检校。

什么是检校制度呢？《名公书判清明集》载：“揆之条法，所谓检校者，盖身亡男孤幼，官为检校财物，度所须，给之孤幼，责付亲戚可托者抚养，候年及格，官尽给还。”意思是说，根据大宋立法，凡系血亲俱不在世的孤幼，政府有责任将他们的财产核查清楚、登记在册，存入检校库代为保管，并为孤幼指定监护人，孤幼的生活费则定时从检校库划拨，等孤幼长大成人，政府再将扣除了开支的剩余财产给还他们。这一制度，便叫做“检校”。

宋政府之所以推行检校制，初衷当然是希望为失去直系亲属的未成年人提供监护，以免他们的财产被觊觎者侵占。这些觊觎者往往都是孤幼家族内部的旁亲、族亲，比如像李细二十三这样的叔父，因为他们更容易制造巧取豪夺的机会。

宋朝的检校是强制性的。法律规定，如果身边出现符合检校条件的孤幼，厢耆与邻人有义务报告官府，否则将被处以杖八十的刑罚；如果因为瞒报而导致孤幼财产被人侵夺，则罪加二等，杖一百。也就是说，姑且不论李细二十三的侵占财产之罪，单论其隐瞒不申官检校，就可以判他杖八十之刑。

最后，李细二十三数罪并罚，被法官胡颖判处“决脊杖十五，编管五百里”；其子李少二十一为从犯，“勘杖一百，押归本生父家”，判杖刑，缓期执行；被李家父子侵占的财物与契书，全部归还李文孜。

同时，考虑到李文孜尚未成年，尚不具备处分财产的能力，胡颖又根据宋朝的检校法，将李文孜财产“从官司检校”，钱物由官方的检校库代为托管，田宅等不动产则出租，每一年的租课“官与之拘榷”。

李文孜年幼，还需要有人监护。法官认为：收留过李文孜的刘宗汉终究是外人，“难责以托孤之任”，不适合当李文孜的监护人。权衡再三，胡颖判处将李文孜送入府学读书，并委请一位老成士友作为李文孜的监护人，“随分教导，并视其衣服饮食，加意以长育之”。李文孜的学费、生活费，都在官方托管的李家财产中开支，“有余则附籍收管，候成丁日给还”。

——你看，这一安排是不是跟现代国家的监护信托制度很接近？实际上，日本汉学家仁井田陞便是将宋朝的检校定义为一种“公的监护制度”。

当然，恰如本文开头所指出，国家权力需要关入制度的笼子里，否则很容易被滥用。宋朝的检校也是一种国家权力，自然也极有可能被不法官吏滥用来侵占民家的财产。宋政府其实已预见了这种可能性，并在制度上设了三道防线：

其一，凡不符合检校条件而官府强加检校的，许人越级控告：“州县不应检校辄检校者，许越诉。”

其二，官吏如果挪用检校的财物，按挪用公款罪追究刑事责任：“辄支用已检校财产者，论如擅支朝廷封桩钱物法，徒二年。”

其三，检校库内的财物如有损坏或遗失，官府必须给予赔偿：“州县寄纳人户物色在官库者，若有毁失”，“依弃毁亡失及误毁官私器物律备偿。”

我们不敢说这样的制度安排可以杜绝检校权的腐败，却不能不承认，宋朝的检校制度已经相当完备了。今人每每说起现代法制的流源，几乎言必称罗马、希腊，却不知道中华法系传统的深处也流淌着诸如监护信托制度的源泉。

原文来自:中国财经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