词语是记录历史信息密码的文化DNA。一个词语的诞生，可能反映了一种生活方式的流行，一种社会现象的产生，一种制度的施行；而一个词语的消亡，也可能见证了一些事物的失踪，一段历史的终结。

下面是一组我挑选出来介绍给读者的宋“词”，从中我们能够看到宋朝社会生活的无数片段，并可以将它们组合成一个立体的宋朝。而从这些词语在元代、在明初、在清代退出社会用语领域的语言学现象，我们更是看到了一场令人唏嘘的历史变迁。

【断由】

断由，即法官对一件案子作出判决的理由，是基于哪些法律条文、什么法理依据而作出该判决的。宋代实行“断由”制度，所有刑事诉讼与民事诉讼在结案宣判之后，法院要给原告与被告两造出具结案文书，结案文书中必须包含断由。如果法院只给出一个简单的判决而拒绝出具断由，那么当事人可以越诉，到上级法司控告原审法官。这种断由制度，我尚未见其他王朝也明确实行。

【奸从夫捕】

“奸从夫捕”是宋朝的一道比较独特的立法，意思是说，已婚女性与他人通奸，要不要告官治罪，以丈夫的意见为准。这一立法表面看起来似乎是在强调夫权，实则是对婚姻家庭与妻子权利的保护，使女性得以避免受外人诬告。我们换成现代的说法就比较容易弄明白了：宋朝法律认为通奸罪是属于“亲不告，官不理”的亲告罪，如果丈夫可以容忍自己戴绿帽子，法庭就不必多管闲事了。按照“奸从夫捕”的立法，潘金莲与西门庆通奸，被卖梨的小郓哥发现，那么小郓哥可不可以到衙门检控？不能。小郓哥去检控了，衙门也不会受理。

元朝时，奸从夫捕之法被废弃，原因是当时有官员发现，民间有些男人“纵妻为娼，各路城邑，争相仿效，此风甚为不美”，“盖因奸从夫捕之条，所以为之不惮”。只有废除奸从夫捕之法，要求“四邻举觉”，小民才“自然知畏，不敢轻犯”。元廷因此颁下新法：今后四邻若发现有人通奸，准许捉奸，“许诸人首捉到官，取问明白”。人民群众心底的“捉奸精神”从此被激发了出来。

【封案】

封案，指宋朝法官在审理一些轻微罪（杖以下）的案子时，通常在对犯罪人作出刑罚判决（比如杖八十）之后，基于情理法的衡平考虑，先将判决书入匣，暂不执行判决的刑罚。实际上就是缓刑制度，有时也叫做“寄杖”、“勘杖”、“勘下杖”。如果犯罪人能够悔改前非，则刑罚不再执行；如果犯罪人不思悔改，则开匣取出判决书，执行刑罚，这叫做“拆断”。

可惜“封案—拆断”制度似乎为宋朝所独立，宋朝覆灭后，这一古典的缓刑制度便湮灭了，以至今日许多专业的法律工作者都未必知道“封案—拆断”制度为何物。

【鞫谳分司】

鞫，即鞫狱，审讯的意思；谳，即定谳，检法定罪的意思；鞫谳分司，就是“事实审”与“法律审”分离，其原理有点像英美普通法体制下，陪审团负责确认犯罪是否属实，法官负责法律的适用。宋朝的刑事司法普遍实行鞫谳分司之制，负责“事实审”的法官与“法律审”的法官不可为同一个人。宋人相信，“鞫谳分司”可以形成权力制衡，防范权力滥用，“狱司推鞫，法司检断，各有司存，所以防奸也”。

【翻异别勘】

翻异别勘，是实行于两宋时代的一项司法制度。翻异，即翻供；别勘，即另外审理。宋代的刑案被告人在录问、宣判与临刑之际，都可以喊冤翻异。一旦翻异，案子便自动进入别勘的申诉程序。从本质上来说，“翻异别勘”其实就是一种自动申诉的司法机制。刑事被告人每一次翻异，就必须安排另外的法官重审，为此支付了巨大的司法资源，并不得不忍受缓慢的司法效率。

当然会有一些犯人利用“翻异别勘”的机制，一次次服押，又一次次翻异，于是一次次重审，没完没了。为避免出现这种浪费司法资源的状况，在司法公正与司法效率之间必须达成一种平衡。宋人想到的办法就是，给予“翻异别勘”作出次数限制，北宋实行的是“三推之限”，即被告人有三次“翻异别勘”的机会，别勘三次之后，犯人若再喊冤，将不再受理。南宋时又改为“五推制”，即被告人可以五次“翻异别勘”。

【试法官】

试法官，宋朝的司法考试。按宋朝惯例，大理寺的高级法官、州府的录事参军、司理参军、司法参军等司法人员要获得任命，都需要通过“试法官”这一关。北宋时，“试法官”考试每次考六场（一天一场），其中五场考案例判决（每场试10~15个案例），一场考法理。案例判决必须写明令人信服的法理依据、当援引的法律条文，如果发现案情有疑，也必须在试卷上标明。南宋时改为考五场，其中第一、二、三场考案例判决，第四场试大经义一道题、小经义两道题，第五场考法理。

前面所说的鞫谳分司、翻异别勘、试法官都是宋朝独有的司法制度，均未为之后的王朝所继承，诚如民国法学学者徐道邻先生所指出：“元人入主中原只后，宋朝优良的司法制度，大被破坏，他们取消了大理寺，取消了律学，取消了刑法考试，取消了鞠谳分司和翻异移勘的制度。”

【编敕】

编敕是指宋朝的立法活动。值得特别指出的是，在宋代的立法过程中，民众都有机会参与进来。参与的途径主要有三：

1、任何人在任何时间都可以向州政府投状，以书面形式提出立法的建议，再由州政府将意见书“缴申中书”，上报中央。当来自各地的立法意见书积累到一定程度时，即交给修敕局“删定编修”。

2、修敕局启动立法程序之后，朝廷会利用遍布各州县的粉壁，出榜公告天下，征集立法建议，任何民众，均可到州县衙门投书提意见，州县政府收集后再急递京师。

3、法律颁布生效之后，如果民众发现其中的缺陷，还可以向朝廷奏陈立法得失，并建议修订。

宋朝这一制度化的“立法民主”机制，在中国历史上是独一无二的。我们从其他王朝中找不到类似的制度。

【署敕】

署敕是指宰相对诏敕的副署权。汉唐宋三代，以君主名义发出的诏敕，都需要宰相副署方能生效，诏书若无宰相之副署，则不具备法律效力，用宋人的话来说，“凡不由三省施行者，名曰斜封、墨敕，不足效也。”北宋初，范质等三位宰相同日辞职，宋太祖随后任命赵普为相。但在颁发任命诏书时碰上了一个程序上的大麻烦：诏书没有宰相副署，不具备法律效力；而范质等宰相又已经辞职。太祖想从权，对赵普说：“朕为卿署之可乎？”赵普回答皇上：“此有司职尔，非帝王事也。”最后，还是由领有“同平章事”（即宰相官衔）衔的开封府尹赵匡义副署，才签发了这道诏书。

自朱元璋废除宰相制，宰相副署权当然也就“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清代的乾隆曾一度让军机大臣副署上谕，但军机处不过是一承旨机关，副署毫无意义，跟汉唐宋的宰相副署权完全不可同日而语，而且很快又废止了，以致生活在晚清的大学者梁启超也不知道有这回事，说“未尝有军机大臣署名之制也”。

【国是】

国是，宋代特有的制度安排，指君主与士大夫集团共同商定、制订的阶段性执政纲领，南宋初的宰相李纲说，“古语有之云：‘愿与诸君共定国是’。夫国是定，然后设施注措以次推行，上有素定之谋，下无趋向之惑，天下事不难举也。”国是一旦确定下来，对皇帝、对执政者都有约束力，皇帝与宰相想单方面更改国是，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而当国是发生改变，原来的执政集体通常也会辞职，表示与国是共进退。宋后，再无“国是”之政治惯例。

【共治】

宋代的政体，如果我们用一个词来描述，最合适的当为“共治”。“共治”一词，最早见于《尚书•皋陶谟》，是舜帝开创的国家治理典范：“通贤共治，示不独专”。它的近义词是“共和”，反义词则是“专制”。宋朝政治家追求的政体，便是舜帝开创的“共治政体”，完全不同于明清时期出现的皇权专制。宋朝的大臣敢明确要求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而皇帝也从不敢否认。元明清时期的臣下就不敢提出这么“过分”的要求了。

【封还词头】

封还词头是宋代中书舍人的一项特权。依宋制，以皇帝名字颁布的诏书，一般都由中书舍人起草。如果中书舍人觉得皇帝的旨意（词头）不合法度，他可以拒绝起草诏书，这是法律明确赋予中书舍人的权力：“事有失当及除授非其人，则论奏封还词头”。

即便中书舍人听话草诏，诏书草案还必须经过门下省的给事中审核。给事中有封驳之权，“若政令有失当、除授非其人，则论奏而驳正之”，即将诏书驳回去，不予通过。这里体现了宋代制度设计的一个原则：“事为之防，曲为之制”。换成现在的说法，便是特别注意分权与制衡。

明代的内阁与六科给事中，尚保留有封驳之权。清代削内阁之权，并给事中入都察院，再未闻封驳权。

【天下治乱系宰相】

“天下治乱系宰相”是北宋程颐提出的一项政治主张，也是宋朝士大夫的共识，如苏辙说：“臣闻宰相之任，所以镇抚中外，安靖朝廷，使百官皆得任职，赏罚各当其实，人主垂拱无为，以享承平之福，此真宰相职也。”宋人理想中的优良政体，是君主享有尊贵的地位与权威，但不亲政务，执政的权力交给宰相领导的政府，宰相也负起“天下治乱”的责任。

后来明代的朱元璋废除了宰相制度，“天下治乱系宰相”从此完全丧失了法理基础与制度支撑。清代的乾隆更是对程颐的“天下治乱系宰相”主张提出猛烈批判：“夫用宰相者，非人君其谁乎？使为人君者，但深居高处，自修其德，惟以天下之治乱付之宰相，己不过问，幸而所用若韩（韩琦）、范（范仲淹），犹不免有上殿之相争；设不幸而所用若王（王安石）、吕（吕惠卿），天下岂有不乱者？此不可也。且使为宰相者，居然以天下之治乱为己任，而目无其君，此尤大不可也。”

从这个角度来看，宋制已成绝响。（此为节选版。完整版发表于《随笔》杂志）

原文来自:中国财经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