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纳德•特朗普的当选标志着充满戏剧效果的美国大选落下帷幕，这位充满争议的准总统还未上任，就开始对中国指手画脚，让本就充满变数的中美关系更蒙上一层迷雾。早在今年10月，美国著名智库兰德公司就发布报告称“美国下一届政府在处理对华关系上将面临严重战略困境”；“中国正在与美国的亚太安全建构竞争，并且质疑美国的全球领导性”，美国政府需要“反制”来自中国的挑战；“处理国家安全和经济问题，以及跨国恐怖主义、网络安全、气候变化、污染和食品安全等全球性问题”，美国又离不开与中国的广泛合作。当前，中美关系正处在合作加深还是对抗上升的十字路口，未来5到10年何去何从，将深刻地影响世界格局。

一、跌宕起伏的中美关系

通常来讲，国与国之间的关系有三种：伙伴、竞争者和敌人。实际上，作为当今世界最复杂、最有争议、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中美之间远不止这么简单，而是大部分时间在“合作性竞争”与“竞争性合作”之间摇摆。

从历史脉络看，自1979年两国建交，中美关系每隔十年左右就会发生巨大变化。1979年到1989年间，出于对抗共同对手和中国改革开放的需要，中美在一系列广泛的领域展开合作，美国甚至愿意向中国提供先进的黑鹰直升机和战斗机升级服务，这是双方少有的“蜜月期”。接下来的十年，由于冷战结束，美国成为唯一的超级大国，双方出现了持续的分歧和紧张，两国关系波折频生，甚至发生1999年美国轰炸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这样严重的挑衅事件。21世纪头十年，随着美国将精力集中到反恐战争上，双方在国际事务中达成初步共识，但彼此疑忌之心益重。伊拉克战争期间，华盛顿依然念念不忘“巴格达的下一站是北京”，五角大楼一位颇有影响的发言人甚至半开玩笑地说，入侵伊拉克是“为对付中国热身”。此后，两国关系中合作因素日益下降并沦为次要方面，而竞争性因素逐渐增长并成为主要方面。2011年，奥巴马提出“亚太再平衡”战略，正式将中国视为战略对手。

这些变化既是由两国内在的一些因素引起的，也是国际局势变化所造成。如果按这个路径走下去，在2020年前后又将迎来中美关系剧变的节点。现实地讲，双方关系出现反转、走向合作的可能性不大，反而极可能在经济发展、军事能力和地缘政治这三大领域发生激烈碰撞，这主要是由于双方实力的消长导致国际政治权力结构发生变化。中国的崛起和美国的相对衰落，会导致中国更多地提出自己的诉求，而美国对中国日益增长的实力需求和影响非常敏感，进而作出过激反应。

二、中美之间会爆发军事冲突吗

如果中美关系趋于紧张，会严重到导致军事冲突吗？长期以来，人们普遍认为，随着经济联系的日益紧密，以及核武器带来的恐怖平衡，大国战争已经消亡。实际上，这种论调并不新鲜。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欧洲政要普遍认为：经济上的相互依赖和国际政治的复杂性已使大国战争变得过时。但不幸的是，这场被认为是“最不可能发生的战争”就在他们眼皮底下发生了，“没有理由，没有原因”。历史学家查尔斯•埃莫森认为:“在很多方面，一战前夕的世界看起来并不像一个世纪以前的世界，反而更像今天的世界，犹如在历史长河中发生了奇异的折射。”我们今天分析中美关系，也不能过于理想化。

修昔底德陷阱异常复杂。提及中美冲突，修昔底德陷阱是被提及最多的话题，即：崛起大国必然挑战守成大国，守成大国必然压制崛起大国，从而导致战争不可避免。实际上，修昔底德在其著作《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描述的是一个多重陷阱，包括安全困境、战略冲突、决策判断、同盟关系等，一个环节处理不好就可能导致局势恶化。当时，雅典和斯巴达都不愿与对方开战，但他们各自的盟国让他们相信战争不可避免，结果导致这两个大国都试图夺取决定性的先发优势。修昔底德的著作一直是美国政治家和高级军官的必读书目，前国务卿乔治•马歇尔就认为，唯有阅读修昔底德才能理解大国竞争。对于这样一个在国际政治中信奉现实主义的国家来说，很难通过释放“和平崛起”的诚意让他相信中美两国可以避免前人的覆辙。

大国关系的本质是竞争。从国际关系史来看，大国之间很少相互信任，更多是互视为战略对手。特别是新兴大国与传统大国实力接近时，这种竞争尤为激烈。中美之间的竞争，小到奥运会金牌数目，大到国家影响力，无时不在广泛地进行着。纵观当今世界，唯一能够在意识形态、政治军事、国土人口、经济文化等领域与美国构成全方位竞争的，只有中国。长远看，中美之间的竞争将是海权之争。传统上，中国是陆地大国，美国是海洋大国，双方在很长的时间内在战略上虽小有摩擦但大体相安无事。但随着中国海权意识的觉醒以及海洋战略的实施，双方在深蓝海洋中的触碰将会越来越多，这也是近些年南海热点逐渐升温的主要原因。中国大力发展海军，更多地是想保持一种威慑能力，而不是形成对美国海军的绝对优势。美国却固执地想将中国永远地锁在岛链以内，避免对其海权形成冲击。2015年以来，美国一边继续挑动代理人与中国摩擦，一边频频通过“航行自由行动”在中国南海“秀肌肉”，大有撕破脸皮赤膊上阵的趋势，反映出美国对其海权遭“侵蚀”的战略焦虑。

经济联系远没那么重要。自2015年起，中国成为美国第一大贸易国，双方在贸易中互惠互利。一些观点认为，这种情况下一旦双方发生军事冲突，会造成巨大的损失。但是这种观点只看到战争带来的风险，忽视了战争创造的机会。如果一场有限冲突带来的利益超过了贸易，那么可能会促使一些国家“富贵险中求”。也就是说，如果在一场冲突中，中国伤及“筋骨”，美国只损“皮毛”，那么美国就既可以攫取巨额财富，又可以干扰中国崛起进程，这种巨大的战略收益是贸易所不及的。在这种情况下，美国政府并非没有动机怂恿代理人或直接动手发起对华战争，通过超强的军事实力用中国的财富为自己“止血”。

战争往往是非理性的。有些时候，在引发战争的原因中，情感的比重超过利益。战争并不总是精心设计的结果，引发战争的很可能是意外、判断失误以及民族主义情绪等。中国作为几千年的东亚中心，美国自认“天赋使命”，都有强烈的国家自豪感。前些年有人提出G2概念，可这两个大国哪一个甘愿在其中永远扮演次要角色呢？崛起和衰落的过程，都有可能激发强烈的民族主义，往往会对决策产生巨大影响。这一点从前段时间打捞美潜航器事件中，中美网民的强烈反应可见一斑。此外，现实中美国军队往往是一个不完全从属于政治的“自变量”，从麦克阿瑟到现任太平洋司令部司令哈里斯，往往自作主张大放厥词，并可能最终反过来影响决策层。

克劳塞维茨在《战争论》中指出，战争是一个敌我双方互动的过程，和平与战争不可能由双方中的某个国家单方面决定。同样，中国也无法通过自己的一厢情愿避免与美国的交锋。因为就算中国不想与美国斗，国际政治那原始野蛮的游戏规则也会逼着中国去和美国斗。中美之间爆发军事冲突并非完全不可能，在某些条件下还可能是大概率事件。军事冲突的根源是国家间的竞争，诱因可能是中国与美国附庸国之间的矛盾，燃点则可能是一场小小的海空摩擦或者某一方“高调”过了头。

三、冲突的可能时机与样式

在国际政治范畴，GDP仍然是衡量国力的主要手段之一。2010年，中国GDP超越日本，位列世界第二。按现在的趋势，未来一个时期，极有可能超过美国。然而经济重心的转移与权力的转移并非同步进行。美国作为世界经济和军事霸主，在相当长时期内仍将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特别是军事霸主地位不会变更。中美竞争存在如下4种可能(其中GDP代表国民生产总值，MIL代表军事实力)：

1.GDP（中） < GDP（美）, MIL（中）< MIL（美）。这是当前所处景况。虽然中国经济、军事实力与美国差距逐步缩小，但还无法真正动摇美国的霸主地位。此种情况下，中美关系会随着双方利益空间的调整变化，充满摩擦与合作。

2.GDP（中） > GDP（美）, MIL（中）< MIL（美）。虽然中国经济总量超过了美国，但是军事实力还远远落在美国后面。这是未来5到10年内最有可能出现，也最危险的一种情况。如果中国取代美国成为世界财富中心，不仅会导致国际政治权力重构，而且会严重打击美国的自信心，引发民众进一步的疑忌。正如现在特朗普所宣扬的：同中国的经济关系正在削弱美国的利益，造成产业空洞化和本土失业率增高。此时，美国必定会运用各种手段向中国施压，企图重新夺回经济霸主地位。一旦政治、外交和经济等“和平”手段不能奏效，其最具优势的军事手段将成为终极选择。奥巴马高呼“美国不居第二，誓死捍卫美国世界第一的地位”，特朗普发誓要将“美国重新带回巅峰”，均宣示了中美激烈冲突的可能爆发节点，即美国对世界经济失去控制能力的前夕。当然，在这种情形下，如果中国放弃经济主权的控制，中美也不会轻易爆发战争，但人口众多的中国也必然走向拉美化国家的结局，民族复兴将成为历史空谈。

3.GDP（中） > GDP（美）, MIL（中）> MIL（美）。由于经济与军事平衡发展，在中国经济全面超越美国时，军事实力也自然而然地超越了美国。这样，中美关系将会“平顺”地转到一个新的平衡点，发生军事冲突的可能性将大大减少。考虑到中美之间的军事差距比经济差距要大一个数量级，这种情况发生机率并不大。

4.GDP（中） < GDP（美）, MIL（中）> MIL（美）。经济不如美国，军事实力却超过美国。这种情况发生的可能不太，因为“以和为贵”的中华民族根本不可能选择穷兵黩武的发展道路，不顾一切与美展开军备竞赛，步前苏联的后尘。

中美之间如果爆发军事冲突，可能会有四种样式：短时间低烈度、短时间高烈度、长时间低烈度、长时间高烈度。考虑到双方意愿、实力和国际格局的影响，围绕亚太地区出现短时间高强度冲突的可能性最大。此外，由于网络、太空等领域造成的政治影响较小，附带损伤可控，也有可能成为冲突的主要领域。

四、应该怎么应对

约米尼在《战争的艺术》里讲到：最富的国家不一定最强，在军事的天平上来衡量，钢铁至少是和黄金一样重。伟大的国家不仅需要良好的经济政策，还要有明智的军事政策。应对可能的中美军事冲突，需重点关注三个方面：

积极运筹中美大国关系。约瑟夫•奈在其《理解国际冲突》一书中提出了两个基本观点:一是国际政治的某些结构性因素确实预先限定了事态发展的方向，正如雅典和斯巴达所处的安全困境使战争极有可能爆发;二是战争极有可能爆发不等于“不可避免”，结构性因素往往与偶然性的、人为因素共同发挥作用。一战前的德国给我们提供了正反两方面的例子：1871年德国统一后，迅速走上崛起的道路，在俾斯麦的运筹下，德国实现了巨大的发展，但同时与守成大国英国保持了良好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克服了结构性矛盾对大国崛起的限制。俾斯麦下台后，德国偏离了正确的战略方向，以绝不让步的姿态在欧洲屡树强敌，导致与英法俄联盟的协约国集团交战，最终战败并使国家崛起进程中断。以史为鉴，当前我们应精心进行国际关系战略运筹，灵活处理与周边、与大国的关系，避免陷入安全困境，尽可能地延长战略机遇期。

必须充分做好与美直接交手的军事斗争准备。历史告诫我们，备战方能止战。必须放弃和平时期将无限延长的幻想，以强烈的忧患意识和战争意识谋划国家安全战略布局，应对未来可能出现的严重冲突。军事安全是国家安全的核心，军事力量建设在国家安全战略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应加速推进国防军队改革，以组织形态、力量结构、政策制度的现代化为抓手，加速打造世界一流军队，让军事实力为中国经济保驾护航；必须立足与强敌直接交手，寓军事力量建设于军事斗争准备之中，继续高举维护国家主权、反对分裂的正义旗帜，不断提升军事斗争准备起点和作战能力建设标准，夯实应对强敌的“非对称”战略制衡能力。

必须找准并推动中美博弈的“战略拐点”。如果在短时期内军事力量无法真正制衡美国的情况下，片面追求经济总量的世界第一，“胖而不强”的中国将会引发各方的垂涎，从而置国家于异常危险之地。因此，必须切实把富国和强军、军队战略和国家安全大战略统一起来，坚持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协调发展，在提高生产力时想到提高战斗力，在提高战斗力时想到提高生产力。通过军事能力建设和经济建设的良性互动，塑造一个真正强大的军事经济混合体。充分寻找并利用国际形势的有利时机，实现经济水平“弯道超车”、军事能力“并肩而立”的双突破，慑止其觊觎之心，有效避免可能发生的军事冲突，实现中华民族的全面复兴。

原文来自:中国财经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