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天皇一族的一个生财之道，就是在中国、朝鲜等国，种植、贩卖鸦片。最初，日本人就知道抽鸦片对身体的危害性，1858年在与外国签署条约前，德川幕府在同英国交涉时，禁止鸦片进入日本。

世界各国担心鸦片中毒，1912年在海牙签署《国际鸦片公约》；1925年国际联盟在日内瓦又签署了修改后的《国际鸦片公约》。但欧美列强只是防止鸦片对本国国民的危害，对向中国走私鸦片没有中断，日本也趁机加入这个行列。

“日本鸦片之王”

日本伴随着侵略中国，大规模介入中国的鸦片买卖。甲午战争后，中国台湾沦为日本的殖民地，日本为了向中国走私鸦片，开始正式种植罂粟。

大阪府三岛郡福井村（现茨木市）的二反长音蒇建议，种植向中国台湾出口需要的鸦片原料罂粟，可以改善贸易赤字。他在内务省的后藤新平支持下，开始在福井村培植罂粟。

二反长与星一（星制药创业者）合作，成功地培育出含吗啡纯度高的三岛种罂粟，在大阪府、和歌山县、京都府、冈山县、福冈县，作为医药品原料的商品作物推广，提高了农民的收益。

二反长不但在日本种植罂粟，还把培育出的三岛种罂粟，拿到中国东北、内蒙古以及朝鲜等殖民地以及占领地普及推广种植，并在当地制成鸦片贩卖，作为军部的收入。因此，他被称为“日本鸦片之王”。他还写了《罂粟的栽培及鸦片制造法》一书。

日本陆海军特务部利用治外法权，公然地在辽东半岛、山东半岛、东北地区和上海租界贩卖鸦片，目的是以中国人为对象贩卖鸦片，既能获得暴利，又能让中国人鸦片中毒搞垮身体。当时替陆海军从事贩卖鸦片的代理商，出名的有笹川良一、儿玉誉士夫等黑道人物。

1926年裕仁即位天皇时，日本在世界上保持良好的消灭毒品记录。当时，在美国每3000人中，有1人使用含鸦片成分睡眠药的中毒者。与此相比，日本每1万7000人中，只有1个中毒者，在日本殖民地的朝鲜，每4000名居民中有1人。

上世纪20年代末，在关东租界以外的日本毒品商，开始竭力在中国东北扩大销售量，搞垮了东北人对鸦片的排斥反应。1931年“9·18”事变占领奉天（沈阳）时，据国联统计，每120个中国东北人中，有1个鸦片中毒者；7年以后，每40个人中，就有1个中毒者。

日本在中国东北强行推销鸦片，直截了当，肆无忌惮，给大豆、罂粟轮种的农民补助；登记所有抽鸦片者，使用订阅报刊杂志式“先发后收钱”的办法，每周先配给鸦片，然后再收钱。最初，给瘾君子入门的价格，向那些背离家族的醉生梦死者提供舒适的鸦片馆。

这些鸦片馆设在中国东北主要城市的平民区里，规模约达到3位数。在那里，瘾君子、初习者都能通过皮下注射等，体会到腾云驾雾的滋味。到这些鸦片窟里的男女老少，均有吗啡、可卡因以及海洛因陶醉旅行的经验，对10多岁的少年、孩子提供不到5%的折扣价。

无论什么样的吸毒者，都要作为正式中毒者登记，他们从鸦片垄断团体那里，拿到验证身份的医疗记录。实际上，这样的鸦片窟对谁都开放，谁只要付几个铜板，谁就是客人。

这些日本鸦片商就像在血池中游泳的冷血动物鲨鱼那样毫无人性，到了中国东北后，使得主要城市的郊外垃圾场变成墓地，每天早晨都有许多死在街头鸦片中毒者的尸体被扔在那里。与鸦片窟紧邻的妓院，也遍地开花。伪满第一年的1932年，不下7万妓女从日本、朝鲜到中国东北。这样的妓院、获得许可的鸦片馆、加上没有许可的鸦片窟，全都被日本野寇崽（暴力团前身）团体组成的10多个黑市商垄断。

他们同宪兵勾结，还巧立名目，设定各种收费的权利敛财，如红白喜事等宴会、清扫大街、强制性换新门牌号、从江中取冰、租房契约的印纸、2个月一次扫烟囱、催欠款等等。另外，中国人到银行去办事，必须做好损失资产30～40%的心理准备。东北人早晨啃粗馒头，中午喝西北风，晚上抽鸦片，交纳各种费用，挣来的钱都被从事黑市生意的日本人拿走了。

鸦片出口规模超英国

最初，鸦片商是向垄断团体付钱，然后因恐怖袭击、拷打，向支持自己掠夺的宪兵多次行贿。也就是说，这些天皇派来的密使们，又一次获得横财，先向权利所有者收取使用费，再从宪兵、权力所有者那里，索要任命这个职位的代价。这种最好的工作，如在东京拍卖的话，值其年薪的10倍。那些逢迎裕仁的人，利用任命权从榨取者那里索要贿赂，实现他们总收入的实质部分，然后再投资裕仁的阴谋和武器的研究机关。裕仁在多重御帘之后，隐藏得非常好。他派遣侍从入江贯一从宫廷到“满洲国”，担任伪满溥仪政权的宫内大臣次官，监视黑市。买卖。

裕仁为了树立这种经济发展的样板，派出166名年轻专业技术者，制定了其他殖民地没有的穷凶极恶的资金调拨方式。在哈尔滨间谍组织里的意大利间谍阿姆特莱·韦士柏称：“这是历史上最大的组织榨取。”1932年夏季的一天，韦士柏的上司、一个不知道其真名、像皇室成员的人，向他+作简要说明：“日本贫瘠，陆军每天的花费需要数百万日元。”

此时，日本在中国的鸦片市场形成很大规模，已经远远超出当年的大英帝国。

日本为了向中国出口鸦片，光在殖民地朝鲜，就有3万～8万人，从事种植罂粟、制造鸦片。每年种植面积8000公顷的罂粟，制造约4万吨鸦片。鸦片、海洛因需求的增大，三井物产、三菱商事从德国、波斯（伊朗）、土耳其、薪加坡进口，其运鸦片的船往来亚洲各国。

为了支援战争，1938年4月三井物产把3万吨、1939年1月7万吨鸦片运到上海。

天皇一族为了保护在中国的鸦片生意成立了秘密组织，1938年1月成立了厚生省，裕仁让亲信木户幸一担任厚生大臣，推进鸦片政策。同年12月又成立兴亚院，统管鸦片政策。翌年，出现了“土药公司”，在日本也种植罂粟，送到朝鲜加工，还在中国的热河省种植罂粟。这个利益为皇室财产的形成，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许多军人从三井、三菱贩卖鸦片的利润中，拿到一部分，用于花天酒地。

每隔一年，三井、三菱派船到波斯采购鸦片，运到朝鲜，把鸦片加工成海洛因，卖给中国人。这些钱大部分进入天皇以及三井、三菱财阀的腰包里。其中一部分通过国际清算银行，到美国采购必要的军需物资。实质上控制国际清算银行的国际金融同盟指导天皇延长战争，天皇与他的那个忠实部下东条英机首相，从延长战争中获得天文数字的利益。“继续战争”那是天皇之声。

日本政府在中国肆无忌惮贩卖鸦片已经成为国际问题，国际联盟的常设中央鸦片委员会专门讨论此事。

埃及代表拉塞尔·巴萨在会上指出：“天津的日本人租界以当今世界海洛因制造和抽鸦片的神经中枢而闻名于世，洋行或者以外国商会名经营的鸦片、海洛因魔窟之数超过干家，加上公然叫卖白色毒品的旅馆以及其他建筑物数百家……使用很脏的注射器注射，还经常用自制的物品。针头不洗、不消毒，也不换。梅毒通过注射的针头传染，从一个抽鸦片者蔓延到许多人。我看到几个抽鸦片者，胸部烂得像坏疽，没有肉，浑身全是针孔，连拳头都伸得进去，这样身体不断在腐败，像勉强维持生命的活尸，一次又一次地用注射器注入毒品。”▲

（摘自《东瀛政坛轶史》，上海远东出版社出版。）

原文来自:中国财经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