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美国当选总统特朗普最初的步伐确实让与他持同样政见的多数人感到茫然，他操纵的范围事实上对于真正重大的变革相对说是很小的。所有这一切表明，特朗普当选总统是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危机规模明显的象征。

一

唐纳德·特朗普去年１１月８日当选美国总统，英国的“脱欧”，在欧洲法西斯分子的投票增加，加上希腊激进左翼联盟在选举中的胜利，“我们能够”（西班牙政治组织）的发展，这些表明了全球化的新自由主义制度危机的深度。我历来认为从危机的核心看来这个制度是不可持续的，将要爆裂。为了通过更小的调整拯救这个制度所有的意图—人们说是为了避免最坏的事情—注定要失败。

但是，这个制度的爆裂不是走向建设一种有利于各国人民在选择的道路上取得进展的同义词：资本主义的秋天不会自动地与各国人民的春天在同一时间发生。让我们的时代赋予一种充满激情的语调表明最严重的风险的裂痕将它们分开。但是，这种爆裂—是不可避免的—应当被准确地理解为向各国人民提出了一个历史的机会，因为它指明了走向建设一种选择可能的进展，这种选择有两项不可分享的内容：一是放弃自由主义的经济管理的根本规则，提出有利于民众主权的国家计划，将社会的进步放在第一位；二是在国际范围内建设一个与多中心的全球化进行谈判的制度。

只有激进的左派政治力量理解一项为提出的战略，使动员民众阶级在实现目标方面取得进展，在这两个领域才可能同时前进。现在还不是这种情况，比如激进左翼联盟的倒退和模棱两可，以及英国和美国投票者的混乱和欧洲共产主义者们的极端胆怯，都就表明了这一点。

二

现行的帝国主义“三驾马车”（美国、西欧和日本）国家制度的基础是本国的金融寡头行使一种绝对的权力。正是它们管理着整个国家的生产制度，做到几乎对农业、工业和服务业所有的中小企业减少分包商的条件，这特别有利于金融资本。这些寡头管理着从选举和代议制的资产阶级民主继承下来的政治制度，达到驯服右派和左翼的选举政党，很明显其代价是侵蚀民主实践的合法性。这些寡头们还控制着宣传机构，减少新闻的企业主，条件是专门进行为其服务的媒体合唱。寡头独裁的这些内容的任何一个方面，在“三驾马车”内部特别是在美国现在都没有受到社会和政治运动的严肃质疑。

“三驾马车”的寡头试图将它们的权力扩大到全世界，将全球化的特殊的方式强加于人，全球化是已经世界化的自由主义。但是在这里它们面对“三驾马车”的社会最坚决的抵抗，这些社会是帝国主义统治的“优势地位”的受益者和继承者组成的。因为如果在西方自由主义的社会阶层是明显的，那么在这个制度的外围社会阶层比西方社会阶层多出十倍。以至少数政权在人民的眼里能够继续伪装是“合法的”。在阶级极端脆弱的情况下，这些作为买主的国家成为“三驾马车”集体的帝国主义统治的传动带，事实上被中心的寡头们看作是不完全可靠的盟友是有道理的。这样的制度逻辑不需要军事化，授予帝国主义在南方和东方的国家进行干涉的权利—包括战争。“三驾马车”所有的寡头们都是“鹰派”；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是一个常设的侵略工具，事实上已经变成当代帝国主义机构中最重要的机构。证据是２０１６年１１月奥巴马总统在最后一次欧洲之行期间讲话的语调中透露出来，他已经选择这项侵略行动，让欧洲的附属国家对美国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做出的承诺安心。让该组织不是作为一个侵略工具出现—确实如此—而是作为一种确保欧洲“防务”的手段。但是被谁威胁呢？

就是为了从俄罗斯开始，正如强有力的“媒体的合唱”反复向我们说的那样。现实是不同的；责备俄罗斯总统普京的事情是因为他没有接受在基辅的欧洲－－纳粹政变，也不接受在格鲁吉亚黑社会政治家的权力。必须遏制俄罗斯，因为“战争的威胁”，对俄罗斯实施更多的经济制裁，如同希拉里·克林顿所倾向的那样。

之后，媒体对我们说伊斯兰“吉哈德主义”（恐怖主义的一部分）提出的恐怖威胁。公众舆论再一次完全被操纵。因为吉哈德主义是“三驾马车”继续向反动的政治伊斯兰提供支持不可避免的产物，吉哈德主义得到海湾“瓦哈比主义”的启发和资金支持。这股所谓的伊斯兰势力的活动对全面破坏本地区的社会抵抗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绝对命令”的能力是最好的保障。也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干涉提供表面上的合法性成为一个更好的借口。在这个意义上，美国的媒体承认，唐纳德·特朗普对希拉里·克林顿积极支持建立伊斯兰国进行的指控是有根据的。

我们要补充的是，将参加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使命与保卫民主相联系的演说表明，这是一场与现实相对抗的闹剧。

三

希拉里·克林顿在美国大选中的失败比起唐纳德·特朗普的胜利更是一个好消息。这也许远离了由贝拉克·奥巴马和希拉里·克林顿领导的最有侵略性的鹰派集团的威胁。我说“也许”，是因为没有说特朗普不会将他的国家引向一条不同的道路。

首先，不论是支持特朗普的大多数人的意见，还是表明反对他的少数人的意见，都将迫使他去这样做。已经进行的辩论只涉及美国的某些社会问题（特别是反对妇女和种族主义的问题）。没有质疑制度的经济根源、这两个方面社会条件受到破坏的起因。私人所有制神圣的性质包括垄断的性质保持没有被触动；特朗普本人作为一个亿万富翁是一种资产，而不是他的选举的一个障碍。

但是，辩论从来没有涉及华盛顿的对外政策。我们高兴地看到今天反对特朗普的示威者们针对希拉里·克林顿侵略性的建议提出抗议。但是这没有发生；美国的公民从来没有谴责过在政府国外的军事干涉和伴随着这种干涉犯下的反人类的罪行。

桑德斯的选举运动唤醒了很多希望。他敢于将一种社会主义的前景引入辩论，开始了公众舆论一种健康的政治化，在美国与在其他的地方相比这不再是不可能的。在这种条件下，一个人可能惋惜，桑德斯在初选中失败后支持希拉里·克林顿。

“公众舆论”更加重要的分量是以下事实：美国的统治阶级除了现在的国际政策，没有想象过其他的国际政策，从７０年前建立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以来就是这样，这是它统治全世界的保障。

媒体还对我们说在两个阵营（民主党和共和党）里控制着众议院和参议院的的“鸽派”和“鹰派”。这种定性中的第一个无疑被夸大了；谈到鹰派，他们在进行一次新的冒险之前更多地进行一点思考。特朗普和他周围的某些地人也许就在他们中间。如果是这样，那就更好。但是必须避免对此抱有过多的幻想，尽管也可以利用美国大楼上这个小小的裂缝，以便加强建设一种不同的全球化，更多一点尊重人民的权利和对和平的要求。华盛顿的欧洲附属国有更加害怕的东西。

另一方面，特朗普关于美国的国际政策的讲话是矛盾的。一方面，他似乎准备理解面对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关于乌克兰和希腊的进攻性计划俄罗斯担心的合法性，与此同时莫斯科在叙利亚保持反对吉哈德恐怖主义的战斗。但是特朗普后来说过，他认为与伊朗的核协议已经结束了。还不知道他是否决定继续奥巴马无条件支持以色列的政策，或是将对这种支持调色。

四

因此，必须将唐纳德·特朗普在选举中的胜利放到制度爆裂表现更广泛的框架内去看。所有这些表现到今天还是模棱两可的，可能导致更好的形势，但是也可能导致更坏的偏航。

与这些事件有联系的某些变化以某种方式质疑寡头统治阶级的权力。这就是英国“脱欧”的情况，特朗普的胜选，欧洲法西斯分子的计划。

支持“脱欧”的运动确实求助于令人作呕的根据。为了开始，分离的计划没有质疑英国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根本选择。只是建议在它的对外政策的领导上伦敦能够有所思考，这有助于直接与它的伙伴（美国在第一位）打交道。但是在这种选择的背后，同样描述了我们应当知道的事情：英国不接受德国的欧洲。这种“脱欧”的规模无疑是积极的。

欧洲的法西斯主义—正在一帆风顺地前进—处在极端的右翼；也就是说，它们在各自的国家不质疑寡头的权力。只是希望被它们选上以便让权力为它们服务。当然，他们同时信守令人作呕的种族主义的根据，这事让他们避免回答自己国家的人民面对的真正的挑战。

特朗普的演说就在这种对自由主义的全球化虚假批评的类别之中。他的“民族主义的”语调的目标是加强华盛顿对附属它的盟国的控制，而不是让它们独立，而它们也不要求独立。在这个前景中特朗普可能采取某些温和的保护主义措施；另一方面，这是历届美国政府历来做过的事情，但没有说出来，美国将这些措施强加给附属它的盟国，不允许它们保卫自己。这里显现出“脱欧”的英国可能想要建立的类型。

特朗普让人们明白，他所思考的保护主义措施主要以中国作为目标。在此之前，由于奥巴马和希拉里将美国武装力量的重心从中东转移到东亚的原因，已经将中国作为要摧毁的对手。这项经济和军事的进攻性战略明显地与自由主义的原则有矛盾，而华盛顿以成为自由主义的“冠军”而感到自负，它可能被打败。中国在走向加强它的国内民众市场健康发展和寻求南方国家的其他伙伴方面将取得进展。

特朗普将打败自由贸易条约吗？如果他这样做了，将为墨西哥和加拿大的人提供巨大的好处，让他们摆脱自己无能为力的附属地位，因而鼓励他们走上新的以民众的主权计划的自主权为基础的道路。不幸的是在美国众议院和参议院共和党和民主党的代表的大多数都无条件地与美国寡头的利益有联系，他们允许特朗普在这方面走得很远的可能性不大。

特朗普敌视反对气候变化的巴黎峰会（ＣＯＰ　２１）没有像欧洲的主要角色们让人理解的事情那么严重，因为人们遗憾地知道—或应当知道—在任何情况下巴黎条约将成为一纸空文，因为富有的国家无意保持它们在这个领域提供资金的承诺。

相反，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爆裂的某些后果可能与或多或少微弱的社会进步相结合。在欧洲希腊激进左翼联盟在选举中的胜利和西班牙“我们能够”的上升都在这个框架之内。但是，这些新的力量支持的计划是矛盾的：它们拒绝强加的紧缩，但是对欧洲改革的可能性抱有幻想。历史将会负责地表明对一项不可能的改革进行评价的错误。

在拉丁美洲，本世纪第一个十年中取得的进展今天已经受到质疑。实现这些进展的运动无疑低估了他们国家中产阶级的反动性质，特别是在巴西和委内瑞拉，在这两个国家中产阶级拒绝与民众阶级共享以这个名称和有尊严的发展的收益。

其他计划的紧迫性—特别是中国和俄罗斯的计划—也继续是模糊的：它们的目标是被资本主义的媒体欺骗，还是在资本主义全球化的框架内被迫接受？或是意识到这项计划是不可能的，新兴的社会突出的权力方向倾向于恢复民众的主权计划？

（《环球视野》摘译自２０１６年１２月３１日西班牙《起义报》）

原文来自:中国财经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