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以其强大的国力傲然于世已有一个多世纪，同时更以著名的“美国梦”将其国民和无数的海外移民凝聚在一起。作为美国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美国梦”不仅为美国民众，也曾为整个世界所熟知、欣赏甚至追捧。但进入新世纪以来，尤其是在国际金融危机和“占领华尔街”运动之后，美国政坛的“不正之风”愈演愈烈，社会的分裂与动荡也频繁出现，精英阶层与公众舆论都认为，美国在前进方向上出现了偏差，在多个领域的表现都令人失望，美国就像一个患病的巨人变得步履蹒跚。而作为这个多元社会粘合剂的载体之一，“美国梦”本身也受到了质疑，越来越多的人对于它是否真的存在，是否依然值得期盼都变得不再那么确定。处于病态中的美利坚合众国，是否还能继续独领风骚并引领世界，已经成为很多美国人心中一个隐隐作痛的心结。因为横亘在他们面前的诸多复杂难题，无时不在把他们从梦想拉进现实。

积重难返的政治疾患

美国的政治问题是导致其他问题长期存在的始作俑者。之所以说其积重难返，是因为这些问题一直以来长期存在、饱受诟病但始终无法得到有效解决，久而久之导致社会大众对此极为失望，其参与政治运作、行使自身权利的态度和方式也因此受到不同影响，民众之间及其与政府的博弈也从温和变得激烈。

第一，不断极化的政治生态——割裂大众。政治态度从分歧走向对立，在当前的美国已经司空见惯，在越来越多的议题上，美国人的立场与观点开始走极端。美国民众围绕着诸如是否应该在公立学校中进行祈祷和宣讲圣经、是否应在公园里悬挂十字架、宣扬进化论、是否应保留死刑、安乐死及胚胎干细胞研究是否合法、转基因食品是否安全、照顾少数民族的“平权法案”是否真的公平等各种各样的社会与政治议题展开争论，但往往是争论越多分歧越大。最典型的表现就是选举地图上的蓝色州和红色州已逐步固化，而每次大选结束后，都有一些州誓言要脱离美国并入加拿大或独立成国。随着民众的政治参与越来越激进、矛盾越来越不可调和，人们逐渐习惯于并喜欢上了非黑即白的选边站队，由“持不同政见者”们合众为一的国家，却越来越容不得“持不同政见者”。政治生态的极化，其根源在于政府内部的对立，却通过民间的内斗表现出来，对大众自身造成伤害。

第二，痼疾难愈的党派政治——损害民主。党派政治是美国根深蒂固的政治现象，也为美国引以为傲的政党轮替制度奠定了基础。从理论上说，选民具有择优选择执政党以促成利国利民政策的权力，但在实际操作中，美国特有的政党政治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剥夺了公众对政治进程的影响力。首先，政党利益压制了公众利益。美国两大政党在很多政治议题上都有不同的思路，在就某个具体议题进行辩论和投票时，不管公众利益为何，政客们往往都以党派利益划界，有时纯粹是为了打击对手，也要坚决抵制其提出的有利政策。其次，政党扯皮导致一事无成。美国政党的最高目标是获取并维持执政地位，为了“发展自己打击敌人”，他们最常采用的手段就是“阻碍政治”，即想方设法阻碍对手成事，上至政府预算、军事开支等国家大事，下至医保移民等民生议题，背后都充满了政党博弈的影子，在两党、两院和府会之间总是要经过多轮反反复复的较量才能取得基本一致，有时始终无法达成妥协，只能将议题搁置或放弃，甚至还会出现本届政府将上届政府政策推倒重来的情况。这种相互扯皮往往导致政府低效，甚至多次使美国面临政府关门的危机。再次，党派政治降低了民众参与政治的热情和能力。由于美国民主共和两党占据了压倒优势并掌握着制定规则的主导权，新兴党派基本没有成长的空间，这也导致民众除了二选其一或者干脆放弃自己的投票权以外，基本没有别的选择。

第三，根深蒂固的金钱政治——损害平等。美国的金钱政治举世闻名，在“金钱是政治的母乳”的国度，离开金钱搞政治是万万不能的。但金钱政治首先带来了参政意识的不平等，富人们深知介入政治的好处，而普通民众则缺乏相关意识。其次，金钱政治导致参政能力的不平等。政治捐款是美国大众影响政治进程的重要手段，2014年4月，美国最高法院以违宪为由，取消了个人政治捐款上限，为资本名正言顺地操控权力进一步敞开了大门。富人可以通过政治捐款来扶持自己的利益代言人上台，为取得利益回报创造条件，而穷人则没有这样的操控能力。美国合法的游说制度的存在也为富人提供了影响决策的机会，他们可以雇佣游说公司去影响政客的决定，而普通人根本就没有接触政客的机会。再次，金钱政治加剧腐败。由于金钱对权力的侵蚀，权力制衡机制基本上沦为各利益集团通过其代理人谋取私利的“谈判”机制，美国的政客也逐步成为不同利益集团的代言人，金融危机后的政府救市主要在救罪魁华尔街，就真实反映出金钱对政治的主导地位。这会不断加剧权力对资本的依赖，为民主体制下的制度性腐败铺设温床。由于民众对于金钱政治深恶痛绝但又无可奈何，导致其参与政治的形式逐步走向冷漠与激进的两极分化，或者对政治腐败漠然视之，或动辄选择示威游行甚至暴力方式来表达不满。

百病丛生的社会问题

相对于政治问题，美国的社会问题更加突出，不仅涉及议题更为广泛，而且受到的关注和造成的影响也显著得多。这些社会顽疾有些是经年不愈，有些是旧病复发，给美国社会带来的冲击此起彼伏，是导致民众不满和愤怒的主要原因。

第一，种族歧视问题。从法律上讲，当前有色人种已经取得了与白人完全平等的地位，甚至可以享受到一些白人都不曾享有的政策优待，但就整体而言，少数族裔在美国仍是弱势族群，他们受到的歧视并不表现在冠冕堂皇的法律权益上，而是被藏在了台面下，作为心照不宣的潜规则继续发挥着影响，在参政、就业、待遇、教育、社会保障、基本权利、媒体形象等方面，有色人种依然遭受着各种各样的歧视性对待。美国黑人的失业率长期高于白人，在影视剧中负面形象的比例也超过白人；在弗格森地区，虽然非洲裔占居民总量的70％，但在行政、司法、教育等机构中却是白人占据主导地位；美国司法部的报告显示，在全国的司法系统中都存在着系统性种族歧视问题，以巴尔的摩地区为例，警方以“不服从”“侵犯警察”等执法人员有较大自由裁量权的罪名逮捕的人员中，非洲裔达到91%。被警察拦截盘问的司机中，非洲裔占82%。近年来不断出现的白人警察射杀无辜黑人后被无罪释放的案例导致黑人的抗议示威一浪高过一浪，甚至还发生了黑人以暴制暴恶意枪杀警察的案例。作为种族平等标志性事件的奥巴马的上台并未帮助减少黑人受歧视的程度，如果从南北战争算起，这一老生常谈的话题已经存在了一个半世纪，但至今依然看不到彻底解决的曙光。

第二，移民问题。美国自身是一个移民国家，但是老移民对新移民尤其是非法移民的态度并不那么欢迎。移民对于美国社会的贡献尽人皆知，但是大量非法移民的涌入也导致美国的社会福利、安全和就业机会受到挑战。民主党历来支持宽容对待移民，而共和党人则希望对其加以严格管制，因此移民问题也成为美国两党博弈的一个热点。奥巴马于2014年11月绕过国会，以总统行政命令的方式推出移民改革方案。共和党人立即进行反击，指责奥巴马大赦非法移民超出了总统的法定权力，26个由共和党控制的州更将奥巴马告上了法庭。今年6月，美国最高法院表决奥巴马的移民改革方案时，出现了4比4的僵局，意味着最高法院将维持下级法院关于继续“冻结”移民改革的裁决。这一结果不仅是奥巴马执政生涯所遭遇的一个重大挫折，而且也使美国境内的1100万非法移民大失所望、躁动不安。刚刚竞选获胜的特朗普不仅宣称要遣返非法移民，还要在美墨边境筑墙阻止移民入境。这预示着今后等待移民问题的将继续是一场恶战。

第三，医疗保险改革问题。作为奥巴马任内关注度最高、其本人最不遗余力推行的一项重大举措，“奥巴马医保”从诞生之日起就饱受争议。“劫富济贫”的壮举让全美4700万没有医保的人获得医保，原本看似一个利国利民的好事，可是很多人却不买账，不仅共和党人继续坚定站在反奥前沿维护富人利益，就连没有医保的穷人也同样不领他的情。归根结底，是大家都觉得自己吃亏了。根据奥巴马的医改计划，部分资金来自于国家财政，部分是民间出资，部分由个人缴纳，但目前这几部分都面临挑战。按照计划中的政府财政扶持力度，未来美国医保预算可能要占全美GDP的30%，在预算赤字不断攀升的背景下，美国政府显然无力承受如此巨额的财政支出。从民间资本的参与来看，奥巴马政府鼓励成立非盈利的保险合作社，但仅仅两年时间，全美23家合作社就倒闭了8家，前景明显不看好。站在个人的角度来看，一些自由职业者、单身人士、低收入者和年轻人以往是不愿购买医疗保险的。奥巴马医改方案强制所有人投保，否则将面临罚款，这必然会激起他们的反对。有人说，奥巴马医改是牺牲大众的利益来换取小众的公平，却无法应对浪费严重、成本过高、运转低效这些美国医疗体系最棘手的问题。多项民调显示，自2009年以来，反对医改计划者始终多于支持者，但美国最高法院却于2015年通过支持奥巴马医改计划的裁定。此举必然会进一步加剧美国国内的分裂。

第四，枪支管制与暴力犯罪问题。由于涉及宪法权利，枪支管制问题历来都是美国国内非常难啃的一块骨头。反对控枪者认为私人持枪是宪法赋予自己的正当权益，也为弱者自我保护提供了无法替代的平衡力量；支持控枪者则相信只有严格控枪才能有效减少社会上的暴力犯罪事件和伤亡人数。前者通过势力极大的全美步枪协会去游说政府，后者则借助于民众的示威游行向政府施压。不过由于各种复杂因素的影响，美国的现行政策基本上偏向于前者的诉求。由于近年来美国国内的枪击案频发，造成的伤亡人数直线上升，导致关注控枪的呼声不断高涨。奥巴马政府曾多次试图推动控枪议题，但恰恰是在奥巴马任内，由于对手渲染“奥巴马会夺走你的武器”，美国人购买的枪支比以往任何时期都多，2015年通过购枪背景审查的人数为1420万，比2008年增加了58%。

第五，社会阶层固化问题。美国历来被称为“机会的天堂”，这也是“美国梦”的核心要素。但是从一些具体指标上看，美国社会的流动性显然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显著，实际上社会阶层的逐步固化已经维持多年。从代际经济收入的延续性来看，美国父母和子女经济水平的相关性是0.47，而同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法国、日本、加拿大、丹麦等国的相关指标则分别为0.41，0.34，0.29，0.15，相关性越高则意味着改变命运的机会越少，由此可见美国的流动性已经落后于很多并不以机会多而见长的国家。数据同时显示，父母越穷，子女摆脱贫困的机会越少。印度电影《流浪者》中“法官的儿子还是法官，贼的儿子还是贼”，在美国已逐步成为真实写照。

令人心焦的经济难题

美国经济虽然不能说永远都是大众的首要关注点，但始终都是排在前三位的，在今年这一选举年中尤为如此。客观来说，当前美国经济的基本走势还算不错，但经济问题依然突出，尤其是在主观感受方面，民众觉得自己手里的钱不够花，对政府今后的经济政策仍不知所措，隐藏在经济数据之下的一些深层次老问题也在不断刺激着他们的神经，迫使他们不得不对美国的经济表现时刻保持警惕。

第一，贫富差距问题。美国贫富差距在大萧条时代之后的40多年间曾持续缩减，然而过去几十年间贫富差距水平却在不断扩大并长期维持。有机构估算，当前占总人口0.1%的最富有家庭所拥有的财富已经和占人口90%的家庭拥有的财富不相上下。同时，美国家庭收入在不同种族的家庭间分布也非常不平衡。收入最高的是亚裔家庭，然后依次是白人家庭、拉美和非洲裔家庭。2000年至2014年，美国229个大都市区中有203个都出现了中产阶层占总人口比例下降的情况，这同样也是贫富差距造成的后果。与此同时，美国的贫困人口达到了4670万，占人口总数的15%，而收入低于贫困线标准50%的又占到贫困人口的一半。自2007年以来有40个州和华盛顿特区的贫困人口出现增长，而没有一个州下跌。贫富差距扩大意味着不是每个美国人都能享受到美国经济增长带来的好处，研究发现这抑制了社会的流动性，损害了美国的民主政治，甚至还制约了经济增长，因此，必然会激发社会不满。占领华尔街运动中提出的“我们是99%”的口号，直击金融资本和大企业对劳工阶层的剥削，切中了美国贫富差距问题的要害，但该运动最终仍不得不偃旗息鼓。因为，在美国政府与金融大鳄结成的牢固联盟面前，依靠社会运动去解决不合理的财富分配机制希望渺茫。

第二，就业与经济增长问题。尽管当前美国经济复苏势头良好，但似乎民众对此并不买账。由《赫芬顿邮报》和YouGov网站联合开展的一份调查显示，仅有20%的受访者认为美国经济正在好转，43%的人认为经济形势不温不火，32%的人觉得经济开始进入下行通道。由于对经济增长的预期前景充满担心，不清楚下一届美国政府能否拿出振兴经济的良方，对于2008年金融危机造成的打击仍心有余悸，以及对于人口变迁、新产业革命、全球化等带来的经济冲击仍心里没底，很多民众仍不敢或不愿对经济前景保持乐观。再加上经济复苏带来的主要收益被一些大企业和金融机构所独享，民众感受到的实惠有限，这也加剧了他们的悲观情绪。另据美国劳工部公布的数据，美国2014年的就业参与率下降到62.7%，为1977年以来的最低水平。就业参与率与失业率的同步降低，只能说明越来越多的人不愿去登记找工作，客观上帮助压低了失业率，但并不能反映出就业市场果真出现了明显改善，这也是民众对于美国经济的担忧始终难以释怀的一个诱因。

第三，家庭可支配收入情况。家庭可支配收入是衡量生活水平和经济能力的基本指标，还直接影响到民众对于自身经济条件的心理认识。皮尤中心的调查显示，2004—2014年的10年间，美国的家庭支出上涨了14%，平均收入却下跌了13%，将近1/3美国家庭的收入已无法覆盖其基本支出，包括食品、住房以及交通等消费。这也是为什么美国经济在不断增长，美国家庭却觉得手头越来越紧的原因。2004年时低收入家庭在扣除全部开支后，平均剩余资金为1417元，但到了2014年，该数字已变成-2300元，这些家庭不得不向亲友求助或举债度日。而中产阶级的日子也不好过，2004—2014的10年间，其扣除全部开支后剩下的家庭资金从17000美元跌至6000美元，暴跌了65%。美联储2016年的数据显示，遇到紧急情况时有47%的美国人居然拿不出400美元现钱，而只能去找人借款或变卖家产。手里没有钱心里自然没底。总的来看，扣除通货膨胀因素后，现在美国家庭的可支配收入与20年前相比几乎没有变化，这让很多家庭感受到明显的经济压力，尤其是在经济不断增长的反衬下，收入的徘徊不前必然会加深他们的焦虑和对政府的不信任。

外强中干的外交表现

美国人最以自己的政治制度为荣，相信“山巅之城”的美国当然具有解救世界的“天赋使命”，更要有“维持正义”的担当。在他们眼里，奥巴马政府的外交表现令人失望，无论是对驻利比亚外交官被杀的无所作为，对伊斯兰国任性肆虐的无动于衷，还是对俄罗斯占领克里米亚的无计可施，对朝鲜核武发展的无可奈何，都体现出美国政府明显的避战意图和深深的无力感。更有代表性的是被当成奥巴马政府主要外交遗产而广泛渲染的亚太再平衡战略和TPP计划，对于前者美国国防部副部长曾直言“这不可能实现”，而后者更是几乎就要在奥巴马离任后寿终正寝。这种现象的背后，反映出美国已经逐步丧失世界唯一超级大国的国际影响力和主导议题的能力，而在民众眼里，美国承诺的可信度也在大打折扣。

从美国人最关注的国际反恐议题来看，虽然9·11之后美国国内没有再现大规模恐怖袭击事件，但一方面国际上以伊斯兰国为代表的恐怖主义势力异军突起且影响渗透到美国境内，另一方面美国国内的小规模分散性恐袭事件造成的伤亡也在快速增长，并出现了倾向激进、本土生长、冲动偶发、独来独往、追求大量杀伤等更难应对的新特征。2015年12月在造成14人死亡的圣贝纳迪诺事件发生后，奥巴马表示“恐怖主义袭击新阶段的到来导致其更加难以预防”。而反击激进倾向最有效的“心药”无疑是社会融合与包容，但从今年的美国总统选举过程中可见，不包容且激进的参选人赢得了民众广泛的支持。如此看来，美国的反恐大业依然任重道远。

谈到外交，必然要触及美国的国际地位。近年来美国主导的国际规则不断受到挑战，没有美国参与的新的国际组织和机制不断涌现，如上合组织、金砖国家组织、亚投行等等，涉及政治、经济和安全等各个领域，对美国的国际地位造成严重冲击。虽然奥巴马政府用TPP、TTIP等新机制进行应对，但进展缓慢且充满变数。美国民众对于美国自身国际地位的变化也持悲观态度，超过半数民众认为美国已经失去领袖的地位，多数民众相信中国终将取代美国成为全球超级大国，半数美国人认为中国已经是全球第一大经济体，半数美国民众认为美国军力已经不是世界第一，等等。由于美国民众不谙国际事务，因而常常会说出违反常识的话来，但这也从一个侧面表明，民众对于美国的自信、欣赏和骄傲在潜移默化中正受到侵蚀，在很多人的眼里，美国的捉襟见肘、力所不逮已经显而易见，因此超过半数的民众认为，美国应该在国际上“少管闲事”，特朗普更是喊出了“要美国主义而不要国际主义”的口号；美国是否在衰落也成为华盛顿长盛不衰的话题。

“美国梦”正变得依稀难辨

虽然很多民众认为，美国在走下坡路，但不可否认的是，在今后很长一段时间内美国依然会是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组建的国际同盟仍无人能及，美元仍将是国际上主要的流通和储备货币，美国的军力仍将长期独领风骚，美国的科技创新能力也依然是出类拔萃的，美国过去是未来仍可能继续是吸引移民最多的国家，美国的经济增速尽管难及金砖国家等后发经济体，但增长总量和质量仍超过后者，社会稳定、自由开放、生活富裕、环境优美仍将会是美国留给外部世界的标志性形象。也就是说，美国依然会长期保有使国民骄傲、令国民放心的足够资本，美利坚仍将是世界上强大与发达的代名词。

但是，揭开这些外在的、客观的、光鲜的表象，深入到美国的内部，深入到基层民间，深入到主观层面，就会发现多数美国民众似乎不为这些令人趋之若鹜的溢美之词所动，而是将目光投向了美国的另一面。在他们眼里，美国没有如此强大，自由与民主明显不足，也远非这般公正，他们对美国的前途怀有一种深深的忧虑，对自身的未来也缺乏足够的安全感，以往的体验不断在提醒他们，固有的社会政治难题总是无解，新的争议和冲突又会此起彼伏，所谓的民治政府不仅无力应对各种挑战，甚至连民治这一法定的政权根基都已经被政客们架空甚至抛弃。在这样一种政治环境中，很多人看不到希望，继而对现实不满，随后就走上街头抗议示威，或者用自己手里仅剩的选票去发泄情绪。

在美国社会上广泛存在的失望情绪导致人们对于长久以来支撑起其奋斗信念的“美国梦”是否依然存在也变得满怀疑虑。美国社会宗教研究所的民调显示，55%的美国人表示，“美国梦”要么从一开始就从来没有存在过，要么曾经存在过但已不复存在了。只有42%的人坚持“美国梦”的信念。这是自2010年首次提出这个问题以来获得的最低肯定率。美国有线电视新闻公司的民调显示，59%的美国人说“美国梦”是无法实现的，这也是1996年以来最低的数字。麦克拉奇报业公司和马里斯特学院的联合民调则显示，80%的人表示，与以前相比实现“美国梦”更难了，只有31%的人表示，努力工作的人更有机会改变生活。

民众对“美国梦”的肯定出现明显滑坡，是其对国家未来和自身前途乐观期待不足的直接反映。在他们看来，现实是导致“美国梦”变得更为遥远的罪魁祸首。首先，他们觉得美国在兑现其引以为荣的自由、民主、平等、法治等核心价值时好像出了很大的问题；其次，曾最令人骄傲的美国政治制度却始终无力约束不称职政客的卑劣行径；再次，美国国家的强大似乎很难转化为个人与之相称的安全感。这些问题并非无关轻重的鸡毛蒜皮，而是涉及他们在美国的生存条件和发展环境的根本性议题。简而言之，原本具有很大确定性的个人奋斗——梦想成真这一因果链条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已经变得不再那么确定，付出不一定能带来收获，甚至美国之所以能够成为美国的那些标签，也随着“美国梦”的些许依稀难辨而风光不再。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