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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故地”的时代诗人何为

在一个看起来加速“前进”的时代我们的诗人离现实不是越来越近,而是恰恰相反。诗人仍在自我沉溺的木马上原地打转,而他们口口声声说是在追赶“现实”。我们必须思考的问题是一首首诗歌中的“中国”离真正意义上的中国现实究竟有多远。是的,在一个如此诡谲的时代我们进入一个“现实的内部”多么不易。在一个“新乡土”和“底层”的伦理化写作已成热潮的今天,真正的诗人是否懂得沉默有时是更好的语言和姿态?在一些优秀诗人那里我强烈感受到“旁观者”一样无边无际的沉默。这“沉默”和那扇同样无声的“拒绝之门”一样成为这个时代罕有的隐秘声部。诗人试图一次次张嘴,但最后只有无声的沉默。这种“沉默的力量”也是对当下那些在痛苦和泪水中“消费苦难”的伦理化写作同行们的有力提醒。

而吊诡的是在一个“乡土”和“地方性”不断丧失的时代,我们的文化产业和各个省份的文化造势(比如名人故里、文化大省、文化强省,甚至连县乡的草台班子都在争抢所谓的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却从没像今天这样如火如荼过。仍有那么多不为我们所知的“地方”和“现实”存在,而我们似乎又无力通过诗歌对此作出应有的“回应”和称职的抒写。当我们坦陈曾一次次面对那些“拒绝之门”,我们是否该侧身进去面对那扑面而来的寒冷与沉暗的刺痛?尽管在如此庞大的“寓言化”和“非虚构”的现实面前,我们更多时候只能无奈地充当“旁观者”和“无知者”的角色。

近年来,当我们的诗歌中频频出现“祖国”、“时代”、“现实”和“人民”的时候,我们会形成一个集体性的错觉和幻觉,即诗人和诗歌离现实越来越近。事实真是如此吗?显然不是。所谓关涉“现实”的诗歌更多的是仿真器具一样的仿写与套用,诗歌的精神重量已远远抵不上新媒体时代的一则新闻报道和不痛不痒的花边新闻。我们不能不承认在一个“寓言化”的时代,现实的可能性已超出很多作家想象力的极限。而在此现实和写作情势之下,我们如何能够让写作有更辽阔的空间与可性能?在一个“非虚构写作”渐益流行的年代,诗歌能够为我们再次发现“现实”和“精神”的新空间吗?这些不能不让我们重新面对当下诗人写作的境遇和诸多难度。也许诗歌的题材问题很多时候都成了伪问题,但令人吊诡的却是在中国诗歌(文学)界题材一度成了大是大非的问题。显然,这背后已不再是简单的文学自身的问题,而是牵涉到整个时代的历史构造与文学想象机制。新世纪以降诗歌的题材问题尤其是农村、底层、打工、弱势群体、屌丝阶层作为一种主导性的道德优势题材已成为公共现象。实际上我们也不必对一种写作现象抱着道德化的评判,而应回到诗歌美学自身。我想追问的是一首分行的文字当它涉及到“中国现实”时,作为一种文学和想象化的现实离真正的“现实”到底有多远或多近。显然在一个社会分层愈益明显和突出的年代,“中国现实”的分层和差异已经相当显豁,甚至惊讶到超出了每个人对现实的想象能力。在这种情境之下,由诗歌中的“现实性”和“想象性”的精神事实,我们可通过一种特殊化的方式来观察和反观中国现实的历史和当下的诸多关联。然而可笑和可怕的是,很多写作者和批评者已丧失了同时关注历史和现实的能力。换言之,在他们进化论的论调里历史早已远离现实,或者它们早已死去。显然,在一个多层次化的“现实”场域中,乡村题材显然无论是在现实还是在写作的虚构和想象中都构成了一个不容置疑的“重要现实”。

在时代匆促转换人们都不去看前方的时候,诗人该如何面对日益含混的世界以及内心?在一个极权时代远去的当下,我们的生活和诗歌似乎失去了一个强大的敌人。更多时候我们是在生活和诗歌的迷津中自我搏斗或撞身取暖。我们的媒体和社会伦理一再关注那些日益耸起的高楼和城中村,一再关注所谓的农村和乡土乃至西部,但是我们的诗人是否足以能够呈现撼动人心的具有膂力的“原乡”和“在场”的诗句?

我认为经历了中国先锋诗歌集体的理想主义的“出走”和“交游”之后,诗人的“远方”(理想和精神的远方)情结和抒写已在新世纪的城市化和去地方化时代宣告终结。尤其是在当下去除“地方性”的时代,我们已经没有“远方”。顺着铁路、高速路、国道、公路和水泥路我们只是从一个点搬运到另一个点。

一切都是在重复!一切都在改变!一切都快烟消云散!但当新世纪以来诗歌中不断出现黑色的“离乡”意识和尴尬的“异乡人”乡愁,不断出现那些在城乡结合部和城市奔走的人流与不断疏离和远去的“乡村”、“乡土”时的焦虑、尴尬和分裂的“集体性”的面影,我们不能不正视这作为一种分层激烈社会的显豁“现实”以及这种“现实”对这些作为生存个体的诗人们的影响。由这些诗歌我愈加感受到“现实感”或“现实想象力”之于诗人和写作的重要性。尤其是在一个加速度前进的“新寓言”化时代,各种层出不穷的“现实”实则对写作者提出了巨大挑战。试图贴近和呈现“现实”的诗作不是太少而是太多了,而相应的具有提升度的来自于现实又超越现实的具有理想、热度、冷度和情怀的诗歌却真的是越来越稀有。更多诗人浮于现实表层,用类似于新闻播报体和现场直播体的方式复制事件。而这些诗歌显然是在借用“非虚构”的力量引起受众的注意,而这些诗歌从本体考量却恰恰是劣诗、伪诗和反诗歌的。诗人们普遍缺乏的恰恰是通过诗歌的方式感受现象、反思现实、超越现实的想象能力。确实在当下诗坛甚至小说界我们看到了那么多虚假的乡村写作和底层写作。当诗人开始消费泪水和痛苦,这是多么可怕的事情。或者视野再推进一步,在一个愈益复杂、分化以及“去地方化”和“去乡村化”的时代,诗人该如何以诗歌的方式予以介入或者担当?我想到很多诗人文本中的“城市”、“小镇”、“乡村”和一个个陌生的“地方”。以这些“地方”为原点,我们在多大范围内看到一种普遍化而又被我们反复忽略不计的陌生性“现实”的沉默性部分?这一个个地方,除了路过的“旁观性”的诗人和当地的居民知道这个地方外,这几乎成了一个时代的陌生的角落——一再被搁置和忽略的日常。而我们早已目睹了个体、自由和写作的个人化、差异性和地方性在这个新的“集体化”“全球化”时代的推土机面前的脆弱和消弭。“异乡”和“外省”让诗人无路可走。据此,诗歌中的“现实”已不再只是真实的生存场景,而是更多作为一种精神地理学场域携带了大量的精神积淀层面的戏剧性、寓言性、想象性和挽歌性。而在一个传统意义上的乡村城镇和曾经的农耕历史被不断迅速掩埋的“新文化”时代,一个诗人却试图拭去巨大浮尘和粉灰显得多么艰难。而放眼当下诗坛,越来越多的写作者们毫无精神依托,写作毫无“来路”。似乎诗歌真的成了博客和微博等自媒体时代个体的精神把玩和欲望游戏。在一个迅速拆迁的时代,一个黑色精神“乡愁”的见证者和命名者也不能不是分裂和尴尬莫名的。因为通往圣洁的“乡愁”之路的灵魂安栖之旅被一个个渊薮之上的独木桥所取代。当我们胆战心惊终于下定决心要踏上独木桥的一刻,却有一种我们难以控制的力量将那根木材抽走,留下永远的寒风劲吹的黑暗。语言的温暖和坚执的力量能够给诗人以安慰吗?过多的时候仍然是无物之阵中的虚妄,仍然是寒冷多于温暖,现实的吊诡胜于卑微的渴念。当然,我所说的这种“乡愁”远非一般意义上的对“故乡出生地”的留恋和反观,而是更为本源意义上的在奔突狂暴的后工业时代景观中一个本真的诗人、文化操持者,一个知识分子,一个隐忧者的人文情怀和酷烈甚至惨痛的担当精神面对逝去之物和即将消逝的景观的挽留与创伤性的命名和记忆。一种面对迷茫而沉暗的工业粉尘之下遭受放逐的人、物、事、史的迷茫与坚定相掺杂的驳杂内心。由此,我更愿意将当下的后社会主义时代看作是一个“冷时代”,因为更多的诗人沉溺于个人化的空间而自作主张,而更具有人性和生命深度甚至“现实感”的诗歌写作的缺席则成了显豁的事实。

然而,更为令人惊惧的是我们所经历的正是我们永远失去的。

多少个年代已经风雨中远逝,甚至在一个拆迁的城市化时代这些年代没有给我们留下任何的蛛丝马迹。一切都被扫荡得干干净净。而那些当年的车马早已销声匿迹。我们已很难在中国的土地上看到这些已逝之物,我们只能在灰蒙蒙的清晨在各个大城市PM2.5的角落里偶尔看到那些从乡下来的车马,上面是廉价的蔬菜和瓜果。而我们却再也没有人能听到这些乡间牲畜们吃草料的声音,还有它们温暖的带有青草味的粪便的气息。说到此处,我也不由有了疑问。如果做一个简单的怀乡者并不难,这甚至成了当代中国写作的惯性气质。但这体现在诗歌写作中却会使得“怀乡者”的身影又过于单薄。“历史”和“现实”更多的时候被健忘症的人们抛在了灰烟四起的城市街道上。我们会发现,在强大的“中国现实”面前历史并未远去,历史也并非没有留下任何痕迹。相反历史却如此活生生地出现在被我们反复路过却一再忽视的现实生活里。这多像是一杯撒了盐花的清水!我们更多的是看到了这杯水的颜色——与一般的清水无异——但是很少有人去喝一口。颜色的清和苦涩的重之间人们更愿意选择前者。而诗人却选择的是喝下那一口苦涩,现实的苦涩,也是当下的苦涩。当然,还有历史的苦涩!而诗歌只有苦涩也还远远不够!

“一无所知”的“过客”性存在实际上是每个生命的共同宿命性体验,同时人所认识的世界是如此的有限而不值一提。而在当下的时代这种遗忘性的“一无所知”还不能不沾染上这个时代的尴尬宿命。我们自认为每天都生活在现实之中,但我们仍然对一切都所知甚少,甚至有些地方是我们穷尽一生都无法最终到达的。有的地方我们也许一生只能经历一次。“单行道”成了每一个人的生命进程。“中国的一天”应该是短暂的,但是我们走得却是如此艰难和漫长。因为它所牵涉的不只是一个人的观感,而是牵涉到整个中国的现实,还有诗人的精神现实。

我们所见太多,遗忘也太多。我们在隔着车窗高速度前进的同时,我们的双脚和内心都同时远离了大地的心跳声。我们在城市化的玻璃幕墙里只看到同样灰蒙蒙的天空,我们最终离那些“远逝之物”越来越远,直至最终遗忘。是的,多少年代,多少车马,都已经远去了!还有那沉默的巨大的“秘密”!

在秩序、规则和复杂而吊诡的现实面前,我们的诗人再一次无力地垂下无能的右手。在我看来新世纪以来的中国诗歌在面对强大而难解的社会现实时表现出来的却是难以置喙之感。这可能会让诗人和评论家们不解。我们不是有那么多与社会现实联系密切的诗歌吗?比如打工诗歌、农村诗歌、高铁诗歌、抗震诗歌以及反日诗歌吗?是的,由这些诗我们会联想到那些震撼和噩梦般的现实,但是与现实相关的诗歌和文学就一定是言之凿凿的正确和高大吗?如果诗歌只是充当了一篇微博和新闻的功能,那么诗歌和诗人就没有存在的必要性了。而面对着各种媒体空间上大量的复制性和浮泛的诗歌作品我们不能不一次次失望。换言之,当下诗人之间的区分度已经空前缩减,几乎很难发现诗人之间的差异和各自面貌。诗歌面对如此庞大纷繁的现实,我们所需要的并不是诗人的急于表态和站队,也不需要那种摄像机式的直接跟踪。诗歌所需要的恰恰是提升思想高度,需要的恰恰是一个诗人对社会和当下的重新发现与再次命名。

这似乎仍然是一个缺乏宗教感的时代。这仍然是一个被惯见和粗鄙的时尚所引领的时代。这是一个可以无比炫耀金钱和肉体的时代,却也不能是一个个思想和真正自由的个体被噤声和反复出卖的时代!

当革命的风暴远去,我们是否同时止息了灵魂的一次次飞翔?当城市包围农村的时代到来,我们是否会心存一点愧疚或者不满?当我们主动或被迫要求灵魂表态时,我们是不合时宜的“左撇子”,还是一次次充当了无能的“右手”?

诗歌是通往现实的入口。这个入口需要你挤进身去,需要你面对迎面而来的黑暗和寒冷,需要你一次次咬紧牙关在狭窄的通道里前行。也许你必将心存恐慌。但是当你终于战战兢兢地走完了这段短暂却漫长的通道,当你经历了如此的寒冷和黑暗以及压抑的时刻,你才能在真正意义上懂得你头上的天空到底是什么颜色,你脚下的每一寸土地的分量到底有多重。只有如此,你才能在语言的现实和发现性的“现实”空间里真正掂量你所处的社会现实。

霍俊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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