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游记》里的淮安掌故

□张启晨

在古代社会，小说这种创作门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被视之为奇技淫巧，长期得不到应有的重视，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儒家思想讲求经世致用，有抱负有作为的读书人主要精力应该是放在子史经集、诗书礼乐上，投身小说创作一般是不得志的文人万般无奈的选择，所以在主流的价值评判体系中，写小说被看作是“没出息”的表现。

古人识字率很低，读书人这个群体属于稀缺资源，普通民众没有精力和财力去接受教育，尽管孔子的“有教无类”已经提了几千年，但实际的操作空间其实是十分狭隘的，你看，平日里连写信读信这样的私密事件都要请人代劳，自主阅读就更无从谈起了。主要的书写群体受到不公正的歧视，可能的受众读者心怀鄙夷的态度，对这类文化有需求的人又读不了书，在多重因素的围追堵截下，小说的发展异常迟缓。

这种观念在明代中后期的淮安，受到了极大冲击，尤其是一部《西游记》，成为上至达官贵人、下达贩夫走卒爱不释手的一部作品。

文化的发展进步离不开物质的支持，尽管历代文人士子都高呼“视金钱如粪土”，但内心其实很清楚——“一文钱是当真能难倒英雄汉的”，况且就算是安贫乐道，居家生活也离不开吃喝拉撒柴米油盐酱醋茶，更别提买书求学、著书立说，这一项项的事宜，离开钱可说是寸步难行。

淮安在当时切切实实是不差钱的，官府衙门鳞次栉比，每天光是这些官员老爷的消费就不是一笔小数目，加上“南船北马”的中枢地位，四方宾客想要做长距离大规模的贸易，都必须经过淮安，这些人资本雄厚、挥金如土，鲜花着锦烈火烹油就是他们实实在在的日常状态，其中最为突出的典型是两淮盐商，不少就在淮安买房置地，园林小雅不亦乐乎，而常住本地的还有那十二万漕兵、得赖于运河之便腰包子鼓起来的本地市民以及数目众多的外来人口，几万两银子身家的还真没有资格在淮安摆什么阔气。

尤为难得的是，这些官员、富商，并不都是一些为富不仁之辈，在完成了一定的资本积累之后，对于社会教育、文化艺术极为青睐，府州县学、书院、义塾，盖房子、请先生、提供奖学金，这些钱他们花得心甘情愿，那些能够得到他们欣赏的文人艺术家，从生活到创作到宣传，他们不遗余力。更为重要的是，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思想文化领域百花齐放，封建礼教一统天下、仕途经济不可动摇的正统观念受到了极大的质疑和冲击，原本一直抬不起头的小说，也借着这股东风广泛流传于淮安的大街小巷。

《西游记》就诞生于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吴承恩少年早慧，名闻乡里，可大了之后，命运分外坎坷，最开始，他也一心求取功名，梦想鲤鱼龙门走马长安，但几十年的努力所换来的却是一次次的名落孙山，一直到年龄很大了，才混到个副县长的职务，没干多久就因为不想同流合污，愤而辞职。幸好他是淮安人，身边的人并没有用过去的评判体系来否定他的价值，平日里，喝酒应酬将他奉为上宾；求教学问对他充分礼贤下士；遇到他生活拮据之时，还明里暗里帮上一把。这些事情，吴承恩看在眼里，记在心里，《西游记》中扶危济困、行侠仗义的神话形象，可以说是虽高于生活但更多的是源于生活。

其中有一个好邻居、好亲家叫沈坤的，状元出生，家境殷实，是那个年代典型的成功人士，因为忧愤于倭寇横行肆掠、屠戮人民而朝廷却无所作为，放弃官职毁家纾难建立了义勇军，吴承恩感佩挚友的大义，积极从旁出谋划策，经过两人的共同努力，原本因为富庶而怀璧其罪的淮安，自此之后倭寇再也不敢前来冒犯，可是最后，沈坤却因为遭人排挤，被冤枉至死，吴承恩想不明白，忠臣义士为何会遭受如此命运？对黑暗现实的愤懑，对好友屈死的悲痛，让他的内心集聚了千头万绪、千言万语。

此时的淮安，因为城市文化的兴盛，各类剧种、评书、江湖艺人群聚于此，传说故事、谣言掌故、小道消息在酒坊茶肆茶余饭后川流不息，吴承恩行走其中，如鱼得水，受益匪浅。

“人间尽是荒唐，不如神魔故事。”无数的感慨、悲愤，无数的文字、图画，无数的思考、梦幻在吴承恩的脑袋中纠葛激荡，他明白，他有责任为此做些什么，这是他的使命更是他的愿望。

淮安，河下古镇，一处破旧的小院，青灯照壁，一个天马行空的世界正一点点在纸上浮现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