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1977年

“两弹一星”与大国地位

本报记者 邓媛 发自北京

从2016年起，中国有了自己的“航天日”：每年4月24日。选择这一天有特殊的指向意义——1970年4月24日，中国成功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1号，从此成为世界上第5个发射卫星的国家。

新加坡《民报》当时报道说：“中国成功地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从天外飞来的音波（乐曲《东方红》），不但震荡了举世的人心，也使美、苏两国闻之相顾失色。”

在新中国成立后的最初几十年里，中国科研人员以自力更生打破了帝国主义的威胁、封锁与孤立。发射“东方红”1号，连同之前的发射第一枚近程导弹、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一起成为外界评判中国从此跻身“核与空间大国”的标志性事件。

“意志、才智、能力，中国全有”

但是中国航天事业的起步，要追溯的时间更早。1956年10月8日，中国第一个火箭导弹研制机构——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成立，钱学森任首任院长。两年后，中国开始兴建第一个运载火箭发射场。

虽然由于时代的原因，当年中国的信息较为闭塞，但自从包括钱学森在内的一批留洋科学家艰难归国后，美国人对中国科技的发展动向便更加密切关注。

外媒注意到，钱学森等人195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60年1月，美联社、《纽约时报》、“美军东京远东广播网”共同引述了一项美国情报人员的预测：中国将在两年之内发射人造卫星、拥有原子弹。《纽约时报》说，在表明共产党中国正在进行一项空间计划的许多迹象中，有一个迹象是：“钱学森博士在那个国家，而钱学森博士被认为是世界上重要的火箭专家之一。”

文章还引用一些美国科学家的话表示，任何一个国家都能成为一个空间大国，只要它具备“决心成为空间大国的意志；才智；某些制造火箭的技术能力”，而这三样，中国全有。

1958年10月，中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正式组建。多年后，据中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党委书记夏晓鹏介绍，当时国家财政十分困难，党和政府举全国之力来建设国内第一个综合导弹试验靶场。“就拿（酒泉发射）中心的这条铁路来说，当时就投入了5960万元，而当年全国一年的财政收入才370多亿元。”

同年，毛泽东提出：我们也要搞人造卫星。中国科学院开始了人造卫星的规划工作。法新社报道称，1960年，中国即研制出首枚火箭。不过，由于条件不够，科技人员缺乏基础理论知识，中国航天事业的发展征程并没有外媒描述的那么快。

1964年6月，东风二号中近程导弹发射试验成功；4个月后，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在新疆罗布泊上空爆炸成功；1967年6月，中国氢弹试验爆炸成功……一系列的技术进展，为发展人造卫星奠定了基础。

这些技术上的突飞猛进，也令美国国务院官员们感到震惊。他们曾向“美军东京远东广播网”表示，“无论如何不会相信赤色中国的工业能力已接近于必须制造卫星和火箭的程度了”。

短期内突破性发展令西方震惊

“如果中国人在两年内爆炸他们的核装置，正如专家们所预言的那样，亚洲的力量对比将根本改变。”美联社1960年评价道。至1964年中国爆炸第一颗原子弹成功的消息传至华盛顿，尽管时任美国总统约翰逊、国务卿腊斯克等人对中国的这项成就大肆诋毁，然而中国核爆炸对打破美苏核垄断和核讹诈的意义已是不争的事实。

约翰逊因中国原子弹爆炸成功而不得不中断竞选活动，赶回华盛顿。随后他向美国全国发表了电视演说，他一再重复“这次爆炸并不出乎意外”，甚至强调这次爆炸是“一个可悲而严重的事实”。但就在他声称美国在当地“有防御义务”的亚非各国，却是一片为中国核爆喝彩之声。

“正在为反对美帝国主义核威胁政策进行着斗争的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人民和全世界人民，通过中国核试验成功，受到无限鼓舞。”日本亚非团结委员会理事长坂本德松说道。巴基斯坦《黎明报》随后也表示，“大多数亚洲国家对中国拥有核力量并没有感到不安，相反，对一个亚洲伙伴的伟大成就感到自豪”。文章还写道，中国核爆炸使得那些倾向于瞧不起中国并认为它在现代技术方面处于劣势和落后的人对中国的先进水平有了深刻的印象。连法国《解放了的巴黎人报》也赞叹道，“中国从极其平庸的条件出发，善于在最短的时期内，适应它的时代要求，这是一个惊人的变化。”

当1970年“东方红”1号人造卫星成功发射后，法新社进一步评价称，“在原子和空间方面的成就，最雄辩地证明了一个国家达到的工艺水平之高。”在外媒眼中，中国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跻身“核与空间大国”行列。

钱学森表达“赶超世界先进水平”决心

伴随着“两弹一星”带来的自信与激励，中国国防尖端科学技术继续取得历史性突破。1975年11月26日，中国第一颗返回式卫星发射成功；11月29日，完成预定任务后，卫星成功返回，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三个掌握返回式卫星技术的国家。

“这一成就的重要性在于，从此中国拥有了自己的战略侦察手段，可以为中国的战略导弹确定目标，并能监视别国的军事部署和调动情况，还能检查中国自己军事目标的伪装情况，军事上的价值无法替代。”新加坡《联合早报》评价道。

从技术层面上看，美国《新闻周刊》援引美国专家的话认为，（卫星）软着落成功表明，中国已制成经受得住重返大气层时高热的耐热合金，并且制成在卫星着落之前减慢下降速度的可靠工具，因此中国的空间技术可能已超过日本和欧洲国家。

“回收卫星是一项相当复杂的技术，它使人们深信，在数年内，他们（中国）将像我们一样执行一项载人空间飞行计划。”来自美国国家航空和宇宙航行局的科学家杰斯科·冯普特卡默说。他还判断，70年代的中国可能已经拥有这样的火箭力量：像1961年美国第一次载人飞行那样，使一颗载人的卫星进行低于轨道的飞行，或者甚至像同一年俄罗斯宇航员加加林的历史性飞行那样进行环绕地球的飞行。

1976年年底，中国又发射了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并重申坚决要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法新社引用“观察家们”的话直言，继续进行空间计划可能同中国实现国防系统现代化的工作有直接关系。这有助于火箭技术继续取得进展。火箭是核力量的重要部分。

共同社的报道也称，从1975年7月至1976年12月，中国在一年半的时间里连续发射了5颗卫星。这一情况表明中国正在把巨大的力量集中在这方面，而且已经达到发射实用卫星的程度。文章把“发射卫星技术的稳定与实用化”，同中国已经获得核弹的成绩相结合，得出了“中国的导弹已经达到用于实战阶段”的结论。

这些成果在中国历经十年“文革”的背景下颇为来之不易。新中国成立20多年后，尽管西方媒体普遍肯定了中国令人吃惊的科技与军事进步，但中国科学家却对国家整体实力的发展有着清醒的认知。

“中国‘有接近或超过世界先进水平的东西。但又要看到，那只是一部分，而且是比较小的一部分，大部分项目我们还比较落后’。”时任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所长的钱学森于1977年在《红旗》杂志上发表的文章被合众国际社等外媒转引。在这篇文章里，钱学森既承认了中国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呼吁学习外国技术的必要性，同时也向外界表明决心：中国一定要“赶超世界先进水平”。

1978年-1990年

应用卫星与长征火箭的商业化

1986年，“长征”三号火箭在出厂前做最后的总体测试。 本报资料图

本报记者 邓媛 发自北京

从某种程度上看，被誉为“中国火箭之父”的钱学森1977年在《红旗》杂志上发表的文章之所以被外媒广泛关注，在一个侧面显现出粉碎“四人帮”后，外界对中国下一步发展方向的观望。

当钱学森发出“中国的科学技术落后于世界水平”、科研人员要奋起努力的呼吁后，《日本经济新闻》便评论道：“在较多地发抽象议论的现代中国，提出了这样一种大胆地正视现实的建议，是极为不寻常的。据认为这反映了党中央要在20世纪末实现科学技术现代化的强烈意图。”

不过令外媒有些出乎意料的是，中国自发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1号后，就把研制发展应用卫星而非载人航天作为空间技术发展的主要目标。用新加坡《联合早报》的话说，从上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中国）空间技术在国防、经济应用方面逐步扩大，取得重大效益，在增强国防实力，提高中国国际地位方面，正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

“中国进入实用卫星的时代”

如果说新中国成立后的前30年，中国的科技发展以“突破性”受世界瞩目，那么改革开放之后，中国航天事业与其他各项事业一样，走上了稳固基石、快速发展的轨道。

1979年，远望1号航天测量船建成并投入使用，中国成为继美、苏、法之后第四个拥有航天测量船的国家；1980年5月，中国由西北内地向南太平洋海域发射大型远程运载火箭，获得圆满成功；1981年9月20日，中国用一枚运载火箭成功发射了三颗空间物理探测卫星，成为世界上第四个掌握“一箭多星”技术的国家……

上世纪80年代，中国多次发射人造卫星获得成功。其中，尤以1984年4月8日成功发射第一颗试验通信卫星而广受外国舆论称赞。

这颗试验通信卫星是中国发射的第15颗卫星。泰国《中华日报》在一篇报道中说，这颗卫星的成功发射，“显示了中国已具有并超过目前的洲际导弹的发射能力，证明它的太空技术确实取得了非常了不起的成就”。

美联社援引美国一位科学家的话评论说，这表明中国的“火箭、指令和控制设备已相当高级”，中国作出和完成精确的火箭推进计算的能力有了突破。外国学者分析认为，通信卫星可能改善中国生活各个方面的联系。比如会帮助向中国边远地区转播电台和电视台的节目，有利于同遭受地震或水灾、正常电话联系中断的地区保持联系等。美国《华盛顿邮报》还刊载报道表示，这项技术突破意味着中国科学家们已研制出了三级推进系统。

美国国家航空和航天局局长贝格斯在卫星发射一周后专门向时任中国航天工业部部长张钧打电报，贺电说：“你们完全可以为中国航天计划中的这一重要的技术里程碑感到自豪”，为运载火箭的性能感到自豪，“仅有少数几个国家达到了这次发射所显示的技术能力”，这次发射成功表明了“中国在和平利用太空方面的重大进展”。

“中国将进入实用卫星的时代。”日本《每日新闻》评论称。航天技术开始由试验阶段走向实际应用阶段，将对国民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产生重大影响。

“长征”系列火箭被投入国际商业发射市场

引起轰动的中国第一颗试验通信卫星是由“长征”三号火箭发射升空的。“长征”三号是中国当时研制的新型运载火箭。《纽约时报》介绍称，“自从中国1970年发射第一颗卫星以来，中国科学家不断取得进步。拙劣的第一代火箭已为二级和三级火箭替代，地面控制和通讯设备方面的计算机化也取得相应进展。一些从事火箭事业的工程师最近宣称，‘长征’三号的可靠性已经可与西方一次性火箭媲美。”

而与发达国家发展火箭技术不同，《纽约时报》感慨道，中国人有理由自豪，即中国的火箭事业基本上是在国内发展起来的。近年来从外国主要输入的是西方和日本的先进计算机，它们促进了中国火箭设计、地面控制和监测设施的迅速发展。

1985年10月，中国正式宣布：将“长征”系列运载火箭投入国际商业发射市场。这意味着，中国航天走出国门，迈向了国际市场。彼时正处于中国改革开放初期，中外相互了解的窗口正在次第打开，这也为中外航天领域的相互学习、合作营造了良好的政治氛围。

尤其在中美正式建交后，邓小平于1979年2月访问美国，其中一站是在休斯敦附近参观林登·约翰逊航天中心。1981年，美国众议院特别邀请了由时任中国宇航学会副理事长陈彬率领的中国代表团访问并参观美国航天飞机“哥伦比亚”号首次发射。

在“长征”系列运载火箭被宣布投入国际商业市场的第二年，一向戒备森严的“长征”三号发射地、中国西昌卫星发射中心迎来了美国时任国防部长温伯格的来访。

“通往西昌中国航天中心的公路穿过一片片稻田和玉米田。道路铺设在一个山谷间，周围是高出稻田数百英尺的小山头。”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记者撰文描述了当时刚刚建成4年的西昌发射中心，他写道，这一中心就坐落在山谷的一端，“作为中国赶上西方的最明显企图之一，该中心可能成为不仅仅是像现在这样的一个戒备森严的军事设施。”

在美媒眼中，中方当时组织这次参观的目的即在于，宣传中国的航天努力以及使国际上相信它拥有发射能力。而温伯格一行在观看了关于“长征”三号的电视片、参观了发射台之后，以赞赏的口气表示：“这个发射中心显然是有能力进行发射的。”

“飞不出去”的美国公司寄希望于中国

事实上，当时中美在卫星发射领域的相互需要越来越迫切。

用《纽约时报》的话说，“1985年，法国‘阿丽亚娜’火箭在法属圭亚那发射场发射失败后，中国突然成了风险极大的航天发射市场的弄潮儿。”更具体而言，“阿丽亚娜”火箭的失败，加之1986年1月美国“挑战者”号航天飞机的爆炸，使西方停止了所有的主要发射计划，一些美国通讯公司只好探索发射它们卫星的其他途径。

1986年，休斯敦特雷卫星公司的负责人同中国政府签订了发射两颗通讯卫星的协议。公司总经理亨利·施瓦茨告诉美国《芝加哥论坛报》，该公司卫星的订户很多，已经订到了1988年。“我们必须找一个明确同意给我们发射的对象以完成我们的买卖，所以我们选择了中国人。”

“中国航天工业部开始填补航天飞机停飞给美国航天计划造成的空白。”《芝加哥论坛报》报道称，中国同特雷卫星公司签署的协议备忘录表明，从1987年底开始由“长征”三号火箭发射“帕拉帕-B”和“西星”卫星。

“在大多数美国人的心目中，中国是一个自行车王国。但是，如果中国人在明年下半年用‘长征’三号火箭把一颗美国通讯卫星送上太空，美国人也许不得不对这个形象进行调整。”这一消息传出后，美国《纽约时报》这样说道。

美媒梳理称，中国在过去16年里（这里指1970年至1986年5月——编注）成功地把18颗卫星送入轨道，而且只有一次失败，“这一成功的记录、加之低预算的服务和给予补贴的保险费，将对其他国家有较强的吸引力”，同时，“中国人希望鼓励外国在他们的空间计划方面进行投资，以便为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争取更多的技术和外汇”。

从1985年10月至1987年1月，短短一年多的时间里，中国航天工业部对外进行经济贸易合作的主要窗口、中国长城工业公司，已收到了30多家外国公司希望中国为它们发射或回收卫星的意向。该公司副总经理当时公开表示，这些公司来自美国、澳大利亚、联邦德国、法国、英国和比利时等二十个国家。

1990年4月，“长征”三号运载火箭成功发射美国研制的“亚洲一号”卫星。外媒认为，中国逐渐在国际商业卫星发射服务市场占有了一席之地。

而与此同时，1990年另有两次发射让外界注意到中国航天事业的新动向。7月，“长征”2号捆绑式火箭首次在西昌发射成功，其低轨道运载能力达9.2吨，为中国发射载人航天器打下了基础；10月，载着两只小白鼠和其他生物的卫星升上太空，开始了中国首次携带高等动物的空间轨道飞行试验。试验的圆满成功，为中国载人航天器生命保障系统的设计以及长期载人太空飞行获得了许多宝贵数据。

自1970年“东方红”1号升空以来，被外媒屡次猜测与期待的中国载人航天计划，终于将要在90年代，被提上日程。

1991年-2003年

“神舟”承载中国载人航天梦

1999年11月20日，我国载人航天工程第一艘试验飞船“神舟”号发射升空。 新华社

本报记者 陈娟 发自北京

1999年11月21日凌晨3时40分左右，“神舟”号距地越来越近，在约有1.5米的一刹那，只见船载着陆缓冲发动机同时喷出的烈焰，划破夜空，映红草原，满载着一系列科学试验数据的飞船，稳稳落在内蒙古自治区中部的大地上。至此，中国第一艘试验飞船——“神舟”号，从发射升空到返回地面，遨游太空21个小时，获得圆满成功。

这是中国航天载人飞船工程“921工程”的开端。1992年9月21日，经中央批准我国载人航天工程正式立项实施，并明确了“三步走”的发展战略，其中发射载人飞船位列第一步，后来中国载人飞船工程被定名为“神舟”号飞船载人航天工程。时隔7年后，中国第一艘载人航天实验飞船“神舟”成功完成飞行试验，中国航天也自此开启了“神舟之路”。

“神舟”号首次发射：中国加入太空俱乐部

中国发展每迈出一步，都会引来全球目光聚焦。对于航天领域的“神舟”，外媒更是格外关注。

就在“神舟”号遨游太空成功返回当日，路透社、法新社、时事社等外媒都报道了这一令人振奋的消息。路透社在《中国发射首枚太空飞船》一文中指出“中国从此加入了世界上孤傲排外的太空俱乐部”。埃菲社也表示，发射和回收无人驾驶飞船使中国在空间竞赛中继俄罗斯和美国之后居第三位，也证实了北京不久将登上月球的愿望。

对于中国这次无人飞船试验的成功，美联社认为“这是中国太空计划的一个突破”，并引用美国航天飞机计划工作多年的专家詹姆斯·奥伯格的话说：“这基本证明中国人的空间技术能力已经达到世界一流水平”。而了解中国太空计划的英国专家菲利普·克拉克则预测，“这次成功将使中国人在大约1年之内实现载人飞行。”

这次试飞成功，中国的收获显然不止这些。路透社在翌日的报道中指出，中国首次进行的无人驾驶飞船的发射除商业和军事上的好处之外，最大的好处是提升了民族自豪感。埃菲社后续的报道则援引了《北京青年报》的一份调查，指出“神舟”号发射成功后激发了北京人的太空梦，71％接受调查的人承认，在“神舟”号发射成功后更为自己是中国人感到骄傲了，而接受调查的人中，有55％想当宇航员，不管在太空的工作如何危险。

小波折，大前景

事实上，就像英媒说的“世界上每一项航天计划都遭受过失败”那样，在此之前中国的卫星发射也经历了小小的波折。1996年2月15日，长征3乙在进行首次任务飞行时由于控制故障而星箭俱毁。

路透社当天发自北京的报道引用了新华社的消息——中国新的“长征三号乙”火箭于凌晨3时零1分在四川西昌卫星发射基地发射之后，未能把国际通讯卫星组织的卫星送到预定轨道上去，该文表示“中国实现它的正在发展壮大的航天计划的雄心受到了一次严重打击”。

一个月后，英国《新科学家》周刊也评析了这次发射失利及其影响。这篇文章回顾了中国卫星发射失利的情况，包括“长征”2E型火箭的两次失利（1992年和1995年），以及1994年未发射成功的风云2号－01和东方红3－01。但该文依然看好中国航天事业的前景，指出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大的运载火箭家族，尽管遭受一些挫折，中国制造的火箭仍比欧洲和美国的竞争对手更有竞争力，而且它们总的安全纪录并不很糟，“下次飞行是至关重要的”。

中国也的确很快扭转了局面，就在1996年7月，中国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用“长征3号”运载火箭成功地将“亚太1A”通信卫星送入太空。

正如西方专家预测的那样，中国在经历了“神舟”号成功飞行的里程碑事件之后，又进行了三次类似的实验——从“神舟二号”到“神舟四号”依次成功飞行，依然是无人飞船，但飞船技术状态与载人状态完全一致，而外媒对“神舟”的关注也从其本身延伸开来。

2002年3月“神舟三号”发射成功后，英国《卫报》指出中国未来实现载人登月，意在“探寻太空商机”，“如果成功，中国可以成为世界上移居月球俱乐部的创始成员，而且能够在战略谈判桌上拥有强有力的影响。”

同年，中国发布《航天白皮书》指出今后10年的目标是在俄罗斯和美国之后进行载人宇宙飞行。其后，日本《世界日报》发表文章分析认为中国进行载人宇宙飞行旨在增强军事力量，作者称中国之所以从发射“神舟一号”飞船到发射“神舟二号”飞船花了两年多时间，是因为有必要通过发射两颗导航卫星并使之进入预定轨道，建立可以准确锁定地球目标的位置和活动情况的独立卫星导航系统，“卫星导航系统可以运用到导弹精确制导等军事方面，还可以在洲际导弹和中短程导弹制导方面发挥威力。”

世界上第三个将人类送入太空的国家

在不断试验和探索中，中国载人航天的步伐越来越快。很多人都认为中国以在2005年实现载人宇宙飞行为目标，而现实是中国把这一目标实现的时间提前了两年。

2003年10月15日9时9分50秒，中国自行研制的第一艘载人飞船“神舟五号”发射升空。大约21个小时后，即16日6时23分，“神舟五号”飞船在环绕地球14圈之后，成功着陆。就在国人为“神舟五号”成功发射而欢欣鼓舞之时，时任美国太空总署署长奥基夫发表声明说∶“这次发射是人类探索历史上一次重要成就。继俄罗斯和美国之后，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三个将人类送入太空的国家。”

“神舟五号”飞船成功发射7分钟之后，俄通社—塔斯社驻北京记者就以快报的形式向俄国内发回了消息。在俄各大电视台、电台的整点新闻节目里，关于“神舟五号”飞船的报道均作为头条新闻或重要新闻反复播放。

在美国，“神舟五号”一度在航天探索爱好者中掀起热潮。中国载人飞船成功着陆12分钟后，美联社就发出了题为“中国第一位太空人平安返回地球”的报道，称这次飞行的圆满完成是中国11年载人航天计划取得的最高成就。《纽约时报》也在当日的头版头条报道了中国载人飞船发射成功，并刊登了长征2F火箭发射升空的醒目照片。

在欧洲，除英国主要电视台和报纸都大量报道了神舟五号载人飞船发射成功的消息，称赞“此次发射使中国进入了世界拥有先进航天技术的‘精英国家俱乐部’”外，德新社强调这是中国依靠自己的技术力量将其第一位宇航员送上太空，比利时最大的法文报纸《晚报》网络版则在首页位置上配以杨利伟登上飞船前向欢送人群招手致意的彩色照片，文章写道：“在戈壁荒漠的湛蓝天空下，飘着一缕长长的白烟：中国人第一次飞上了太空。”

当然，并不是所有海外舆论都欢迎中国的成功。早在“神舟五号”发射之前，《华盛顿邮报》就撰文称“这是中国迈入太空军事大国的又一重大举措……又一场太空军事竞赛开始了……”。《华尔街日报》则在发射成功的第二天发表文章称“中国载人飞船的发射给美俄敲响醒钟”，文中引用美国国防部中国事务部门的陆军上校马克·斯托克斯话说，此次行动确实能够增强中国的战略实力，“中国的载人空间飞行计划不会对美国构成直接威胁，但它将使中国成为一个‘太空领域的竞争者’”。

事实上，更多的人认为这些担忧是多余的。俄罗斯宇航员就表示，中国成功发射“神舟五号”，决不能视为劲敌。他们欢迎中国参加16国的国际太空站合作计划。俄罗斯宇航员克列里当时在接受采访时说：“我们希望在不久的将来，中国将在载人航天方面同国际太空站合作。”

2004年－2010年

“嫦娥”奔月探测深空

2007年10月24日，搭载着我国首颗探月卫星“嫦娥一号”的长征三号甲运载火箭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三号塔架点火发射。 新华社

本报记者 艾琳 发自北京

中国西北腹地，戈壁滩的边缘，有一小块儿人类居住的地方显得格外惹眼——为实现中国航天计划而建造的城市酒泉。那里矗立着一座巨大的毛泽东像，雕像下部刻着他曾说过的一句话“我们也要搞人造卫星”。

在载人航天飞船“神舟五号”成功发射后的第二年，2004年9月中旬，中国卫星城酒泉首次对外媒开放，很多外国记者看到了上面的那一幕。一年后，中国载人飞船“神舟六号”在这里成功飞天。

与此同时，就在2004年初，中国也迈出了月球探测的第一步——中国的探月计划经过长期准备、10年论证正式立项，被称作“嫦娥工程”，并最终确定中国的探月工程分为“绕”、“落”、“回”3个阶段。和之前一样，外媒一直紧跟着中国航天的脚步，而中国的太空探测也在世界目光的注视中一步一步向前。

太空漫步的中国人

“中国今天进行了第二次载人太空发射，把两名航天员送入空间轨道，开启了成为全球太空大国壮举的新篇章。”2005年10月12日，法新社在发自酒泉的报道中如是说。当日上午9时，“神舟六号”由长征二号F型运载火箭发射升空，两名航天员费俊龙和聂海胜开始了为期5天的飞行，几亿中国人围坐在电视机前观看了这次飞行的直播。

对于“神舟六号”的成功，外媒大都表示“令人震惊”。西班牙《国家报》还专门提到这一次中国对全程进行的电视直播，“这应该被理解为一种爱国主义的信号和中国国家领导人对航天专家的信任。”埃菲社也关注到13亿中国人对宇航员的热情和爱国主义情怀，“从宇航员聂海胜的生日到治疗航天疾病的中药、航天员在太空中吃的月饼、蔬菜等花色繁多的‘航天食品’，一时间都变成中国人最感兴趣的话题。”

而仅仅在三年后，也是2008年中国成功举办夏季奥运会一个月后的9月25日，中国再次显露“通天”力量——“神舟七号”顺利升空，航天员翟志刚离开轨道舱进入太空，停留约20分钟。这是世界航天史上继苏联和美国实现宇航员太空行走后中国航天员首次进行的太空行走。

与“神五”、“神六”不同的是，这次“神七”发射还首次邀请境外媒体现场采访，当时来自美国、俄罗斯等国十余家媒体记者组成的采访团在发射中心观摩飞船的发射。

“翟志刚在整个身子‘飘浮’出船舱后，摇摆手中的五星红旗。这一极具象征性的动作显示中国在太空俱乐部的实力迅速上升。”法国国际广播电台说。

除了关注宇航员太空漫步，神舟系列飞船上所用的尖端技术也是媒体们热议的对象，包括新版的航天服，“中国航天研究专家已经研制出一种新型的、中国自己创造的航天服。它重120公斤，每件耗资约3000万元人民币。”美国电子媒体《宇航日报》在报道中说。还有美国媒体关注到“神七”释放的小伴星，并猜度“一旦发生战争，这个小卫星可以在太空进行调整变轨，来攻击和捕捉其他国家的卫星”。对于这一说法，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总工程师专门进行了澄清。

外媒普遍认为，在“神七”之后，中国将一步一步推出“神八”、“神九”、“神十”。常年进行航天报道的英国广播公司记者詹姆斯·雷诺兹用肯定的口吻写道，中国未来还将登月、登火星，可能还有土星。

对于“神舟七号”的成功，有些外媒的报道也一样“五味杂陈”——在惊讶中国航天技术大飞跃的同时，也有人开始担忧自己的航天地位。美国《华盛顿邮报》在“神舟七号”发射之前刊登了《美国航空和航天局局长：我们星光不再》的文章，文中说局长迈克尔·格里芬表示担心美国在太空的霸主地位会逐渐丧失，他警告，中国正在迅速成为美国的对手。

但并不是所有人都认为这对美国的“太空霸主”地位是一种威胁。美国《华盛顿观察》周刊就发表了题为《“中国威胁”靠边站 和平新使是“神七”》的文章，引用美国知名的太空问题专家、乔治·华盛顿大学空间政策研究所主任约翰·劳格斯登的话说，这不会导致“中国威胁”论的抬头，“神舟七号”是带着和平使命升空的，它不是敏感的军事技术。

“嫦娥”令印日媒体五味杂陈

继卫星和载人航天飞船后，中国航天技术发展的另一个里程碑便是探月计划。2007年10月24日18时5分，中国首颗探月卫星“嫦娥一号”，从位于四川省的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升空，进入预定轨道。它的发射成功，标志着中国航天又向深空探测迈出了第一步。

美联社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宣布星箭成功分离之后，立即发出《中国成功发射探月卫星》的报道：“中国成功发射首颗探月卫星，迈出了雄心勃勃为期十年的将登陆车送上月球幷且返回地球计划的第一步……”

欧洲公认的中国航天问题专家菲利普·库埃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指出，中国的“嫦娥”计划将把全世界的探月研究引向一个新高潮。事实上，就在中国提出“嫦娥工程”前后，美、德、俄、日、英等国家均提出了登月计划，掀起了第二轮月球探索热，而这也成为世界媒体关注的焦点。

美国太空网站在当年年初就报道称中日美印等争相踏上探月之旅，太空因此而变得更拥挤。就在“嫦娥一号”探月卫星发射之时，恰逢印度陆军和海军分头在新德里召开联合司令官会议，一时间中国探月工程和航天整体实力成为这些高级将领热议的话题。

据《印度时报》10月23日披露，中国今年1月进行的太空试验对于印度来说“如同晴天霹雳”，加上探月工程又走在印度的前面，相形之下，印度甚至还没有长远的太空具体打算，因此，三军司令官们都觉得有“迫切感”。

另一个对“嫦娥”格外关注的亚洲国家是日本。在“嫦娥一号”发射前数周，日本已经成功发射了绕月探测卫星“月亮女神”。于是在“嫦娥一号”顺利升空后，日媒的报道明显有比较的意味。日本《读卖新闻》在社论中指出“嫦娥”让日本宇宙战略相形见绌。文章说，日本政府官员和宇宙机构负责人以前对中国的航天技术不以为意，即便是对“嫦娥一号”，他们也嗤之以鼻。

那么，中国探月工程是否会引发亚洲太空竞赛？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空间政策研究所主任约翰·劳格斯登在接受美国之音网站采访时对此表示否定，“也许它们将来会同美国、欧洲或俄罗斯进行合作，但是目前它们没有能力单独实现这个目标。”

英国《卫报》和日本《产经新闻》又一次提到中国极速迈向“航天大国”引起了美国的警惕，后者指出中国会通过与美国的太空开发竞争，促使国际社会承认“美中两个大国”。

当年年底的“嫦娥庆功大会”有力地回应了“太空竞赛”和“太空威胁”的言论，外媒纷纷报道了中国国家领导人在大会上关于中国和平探测太空的讲话，“我国开展深空探测，完全出于和平目的。和平开发利用外层空间是人类的共同事业，符合人类的共同利益。”

时隔三年后的2010年，中国探月工程“嫦娥二号”成功升空——这正是为2013年底前开展的“落月”行动充当先导。

2011年至今

建设中国自己的空间站

2016年9月15日，中国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用长征二号FT2火箭将“天宫二号”空间实验室发射升空。 新华社

本报记者 陈娟 发自北京

“20多年前，当国际空间站还在筹备期时，我国就一直努力申请想要加入国际空间站计划，却被美国以防止航天技术扩散的理由拒绝，说白了就是嫌你技术差不愿意带你玩，中国被逼无奈，只能白手起家以一己之力建设自己的空间站……”2016年9月15日，中国第二个空间实验室“天宫二号”在中秋之夜完美升空之后，一个名为“东风快递员”的微博瞬间被点赞5万多次，该微博还调侃称“谢谢你们当年的不收之恩，最终把我们逼成了你们最害怕的样子”。点赞的网友纷纷表示“说出了我们的心声”。

自“天宫一号”2011年9月发射升空至今，五年间中国航天一直稳步向前。天宫一号和天宫二号实际上是中国预计2020年最终要发射的永久空间站的雏形，届时若美国主导的国际空间站退役，中国将有可能成为唯一在太空中长期驻留的国家，中国的太空研究也如同外国科学家们说的那样“从追随者变为开拓者”。

中国航天“令美国措手不及”

“搭载着中国首个空间实验室的火箭已从中国北方戈壁滩上的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升空。”2011年9月29日21时16分天宫一号成功发射升空，英国广播公司如是记录了这一振奋人心的时刻。路透社在当天的报道中引用了一位名叫“石钟山”的网友在微博上的话，“我为中国感到骄傲。这是中国迈入太空的又一大步。”

外媒纷纷感叹中国空间站的发展速度，美国福克斯电视网甚至抛出“不管美国航天局眼下在太空知识领域领先地球上其他国家有多少，首位踏上火星者可能是中国人”的言论。与此同时，媒体普遍认为“天宫一号”的发射缩短了中国与美国和俄罗斯在载人航天领域的差距。

“中国此次发射的技术和美国上世纪六十年代所做的一样，但中国发射的次数比美国少，而且每一次都比美国进步要大。”美联社称。路透社也指出“这是中国空间实力增强的最新展示，而此时预算控制和重点转移却阻碍了美国的载人航天项目。”

中国航天计划的进取势头与昔日航天大国美国的航天计划形成了鲜明对比。西班牙《世界报》也注意到了美国航天的窘境，认为“美国航天局正处于一个萎缩期”。就在那年夏天，美国服役30年的航天飞机寿终正寝。与此同时，奥巴马也已经推翻了新的载人登月计划。

天宫一号升空一个多月后，11月1日5时58分，当大多数中国人还在梦乡时，“神舟八号”从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升空，两天后与天宫一号对接。与此同时，全球媒体开始用文字讲起“动态故事”，详述“接吻”过程。美联社表示“中国航天仿佛在一夜间突然崛起，令美国措手不及”，《华盛顿邮报》甚至称中国将成为更大的“太空玩家”。

正如外媒所料，在此后的两年，神九、神十也成功飞天。几乎与此同时，中国月球车“玉兔”号也于2013年12月登上月球表面，并传回了首张照片。

“天宫”或成唯一在轨空间站

从无人飞行到载人飞行，从一人一天到多人多天，从舱内实验到太空行走，从单船飞行到组合体稳定运行……天地往返、出舱活动、交会对接，随着完整掌握载人航天三大基础性技术，中国真正开始迈向空间站时代。

建设和运转空间站需要巨额资金，独立取得成功的国家仅有苏联（1971年）和美国（1973年）。长期以来，由于美国一直戒备中国将相关技术用于军事目的因此反对中国加入日美俄等国合作的国际空间站，因此中国一直独自走在建设自己空间站的道路上——最终目标是到2020年建成重达60吨的载人空间站，这将会使中国拥有规模最大的可供宇航员居住的空间站。

“天宫二号”的发射成功使得这一目标更近一步。

当时正值月满团圆的中秋之夜，英国广播公司第一时间发表文章《中国发射第二个空间实验室》，详细介绍了“天宫二号”的情况：采用实验舱和资源舱两舱构型，全长10.4米，最大直径3.35米，太阳翼展宽约18.4米，重8.6吨，设计在轨寿命不小于两年，可谓真正意义上的太空实验室。与此同时还回顾了中国航天事业近16年的快速发展，并在文末指出空间站并不是终点，“中国还计划于2024年实现载人登月，并有望在2050年前后开启火星旅程。”

由于向太空运送物资的高昂成本以及主要出资国面临经济问题，重达400吨的现有的国际空间站的命运成为疑问。俄科学家已经提议，在各国目前的义务于2020年到期之后，可以听任国际空间站坠入海洋，“届时可能会迎来最不可思议的结局——太空轨道上仍将有一座大型太空站在运作，只不过那是中国的‘天宫’。”英国《卫报》如是预测中国空间站的未来。而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甚至因此报道称“一些欧洲的宇航员已经为此开始学习中文”。

对于中国空间站的飞速发展，美国海军战争学院琼·约翰逊·弗里泽教授呼吁美国应尽早与中国在太空领域开展合作，“如果美国不尽快改变其现行的不合作政策，美国将会丧失对中国未来太空计划一切可能的影响力。”

“天宫二号”已经在太空运行近一个月了，“神舟十一号”载人飞船也将于近期升空，届时两名宇航员将乘坐飞船在距地面393公里的轨道上与“天宫二号”对接，完成30天的中期驻留，以此突破和掌握再生式生命保障等空间站关键技术，开展一定规模的空间应用，为我国后续空间站建造和运营奠定基础、积累经验。

“这又将创下中国航天史上的纪录。”俄罗斯《航天新闻》杂志观察员伊戈尔·利索夫说。

正如运载火箭与卫星技术专家、中科院院士孙家栋所说的那样，“我相信，下一个甲子，只要坚持科学发展、务实发展、协调发展，中国航天的触角就能够伸向更加遥远的太空。”未来广袤的太空将会出现更多、更活跃的中国身影。在近地轨道组装大型空间站、发射新一代运载火箭“长征五号”、开展有人探月活动、制造火星探测器和火星车……毫无疑问，中国航天的征途是星辰大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