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大学政治学系教授朱云汉在其所著《高思在云：中国兴起与全球秩序重组》一书中认为，中国政治体制具有引导社会追求长期目标的优势，近30多年来，中国所展现的统筹兼顾能力举世公认；西方国家的政府没有这个条件以那么快速有效的方式应对危机、迎接挑战，除非“让我们做一天中国”才有可能。现将有关内容摘编如下。

一、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基础是民心

中国政治体制有深厚的文化背景，其政权基础是“民心”，而不是选票。孟子言“得民心者得天下”，这就是中国传统文化中获取政治正当性的核心因素。儒家思想强调的“民为邦本”的精英政治模式，以培育选拔有才德的人进入政府体系，并辅以道德激励、物质奖惩以及监察举报等机制维持国家治理。该模式以谋求民众福祉为基本导向，以最终实现“民享”为目标。当今中国政治体制虽然面临各种挑战与难题，但其正当性建构在中国传统文化的脉络之中。

二、西方学者期待“做一天中国”

对于中国的政治体制，西方学者非常困惑，中国如何用那么短的时间，完成欧美社会百年的工业化过程？因为根据他们的政治经验，如果没有“民治”就不会有“民享”，然而中国人要问：菲律宾与印度说是“民治”，但是它们有“民享”吗？所以“民治”与“民享”之间不能直接画等号。现在，西方学者发现不能轻易否认中国这30多年来的发展成果，中国在承办北京奥运会、处理汶川地震灾难、应对全球金融危机时所展现的统筹兼顾能力已举世公认。相反，西方国家的政府没有这个条件以那么快速有效的方式应对危机、迎接挑战。

通用公司首席执行官伊梅尔特在与《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的一次对话中，谈到下一任美国总统应该采取哪些立法和政策，引导美国社会节能减碳以及摆脱对进口石油的依赖。弗里德曼说，这些构想他都赞成，但在美国现有政治体制下都做不到，因为美国的利益团体的游说政治一定会否决这些决策。除非“让我们做一天中国”才有可能一步到位，把这些理想中的法律与政策在一天内搞定。这虽然是弗里德曼半认真半开玩笑的话，但透露出他认识到中国政治体制比美国更有可能达成“社会最佳”选择。弗里德曼看到美国政治体制存在很多严重问题，认为内耗没有办法让这个国家有效地应对21世纪的挑战。

三、中国必须摸索自己的政治道路与治理之道

中国是一个巨型国家，人口相当于整个欧盟的2.6倍，面临的治理挑战特殊而复杂，远远超越目前西方主流政治学理论与知识的范畴，西方并没有能力指导中国如何建构长治久安的政治体制。甚至可以说，历史上人类社会累积的各种公共治理经验，都难以应对中国目前所处的历史情境，中国必须走自己的道路。中国的历史地理条件（人口众多，幅员辽阔，国土安全天然屏障单薄，各区域气候、地理与人文条件差异巨大，人口与土地的关系紧张，地质与生态环境脆弱）为国家治理带来先天性难题，如何在这些极为特殊的条件下建立统一的、稳定的、有效的政治权威，既能维护国家安全与民族独立自主，又能够快速推进现代化，绝非易事。现在看，当前的中国政治体制已经展现出令人惊讶的韧性与调适能力。

四、中国政治体制具有引导社会追求长期目标的优势

现在，一些有反省能力的西方学者感到，以传统二分法区分“民主”与“非民主”政体是不合适的，应该用广义的“有效政治秩序”“良好治理”以及用能否有效达成“社会最佳选择”作为判断标准，评价各种政体的表现以及正当性基础。当使用这些本质性的指标来比较不同政治模式时，才会对于政治体制的“程序”“能力”与“结果”三者予以同等重视。历史地看，多种政治体制并存，相互竞争、彼此借鉴、取长补短，才能对人类政治文明产生推进力量。如果西方代议民主变成唯一的选项，对很多发展中国家人民而言，只能长期忍受或迁就质量低下的民主。

对此，美国金融投资家、《世界邮报》新闻网站创办人伯格鲁恩也有类似观察，他在《智慧、治理：21世纪东西方之间的中庸之道》一书中特别强调，中国政治体制有引导社会追求长期目标的优势，这是西方民主所欠缺的。西方经验与东方经验应该彼此借鉴对方的长处，西方政治体制应该汲取东方的政治智慧。

原文来自:中国财经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