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9月4日，二十国集团(G20)领导人第十一次峰会在中国杭州开幕。会前，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迎接外方代表团团长并集体合影。人民画报 徐讯摄影

黄平 | 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所所长、研究员

我先从治理概念说起。

治理(governance)这个概念是翻译过来的，它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管理（management），后者是讲政府代表国家和人民对社会的管理，而治理最早的意思是，公司、企业乃至还有其他社会团体参与社会的尤其是经济的事务中，目的是为了提高效率。但是这个概念从提出到实施的很短时间内，具体看一些公司可能效率有所提高（当然也有很多公司破产，报道的都是提高效率成功的公司，其实每天还有无数的公司和银行在倒闭），但公司、企业在提高效率的过程中，公共性却受到了忽略，公共事务、公益事业、公共服务，都反而受到了忽略。早期有一个概念叫“公用地的悲剧”，我们都知道英国的圈地，去放羊的那个地不是占了哪家的，而是公共用地，由于是公共的，要么谁都不占，要么谁都占、乱占。实际上治理后来也越来越强调这个纬度，要由政府和社会公益组织共同面对公共性的悲剧。

但随着全球化的推进，只在这个层面谈治理也是不够的。全球化不断超越国家与国家的界限，商品、资本、信息、人员的跨国流动愈发成为常态，因此在地区和全球层面都面临着共同的治理挑战。国际关系、世界事物过去历来是无政府主义，但是现在全球化又使每一个地区甚至每一个人都面临共同的挑战，比如今天我们大家都知道的气候变化、恐怖主义、疾病传播，还有大家一直都想解决的但一直都没有解决好的发展瓶颈、资源瓶颈，包括粮食、耕地、淡水等的制约，这些都不是哪一个国家那一届政府哪一家公司可以管理或处理的。现在我们谈全球治理，第一，治理的主体，不再是简单的二元选择，不再是要么由政府来管要么由企业来管，而是需要政府、企业、社会团体、国际组织（其中最大的也是最具有正当性的当然是联合国），以及以论坛的形式（如达沃斯论坛这类经济论坛）、峰会的形式（如G20这样的世界性国家峰会），共同来面对全球或区域的这些挑战；第二，治理的对象，除了我刚才列出的气候变化、疾病传播、恐怖主义，还有2007年－2008年次贷危机、雷曼兄弟集团倒闭所引发的华尔街金融风暴以及全球性经济危机。经济－金融领域的规制、风险的防范、危机的管控、责任的分担以及现有制度完善或新制度的建立，发展的可持续性和包容性，都是全球治理的对象。现在我们讲的全球治理，从多元主体到多种问题，尤其是最后一个层面的金融问题、发展问题，这也是本次G20要集中讨论的。

现在治理中有一个很大的问题是，全球的经济、政治、安全、社会发展都进入到一个“变动、流动、不确定性成为常态，挑战、风险、危机需要常防”的状况。不确定性成为常态，而不再是18－19世纪以来社会科学家们所追求的“确定性”，不再是经过社会大转型进入到一个相对稳定的社会，完成了所谓的转变／转型，以后就有了一个个“常项”。相反，在全球化发展到今天不确定性成为了常态。有学者如最近去世的德国社会学家贝克概括我们实际上进入了一个风险社会。如果现代性是一个风险社会，因此危机就需要我们常防，但是现在全球层面防范风险的制度是远远不足以应对的。英国公投结果出来前，《金融时报》一篇文章指出：现在唯一的确定性就是不确定性。我们可以看到，英国公投的后果将要引发的种种后果，现在绝大多数人还无法知道，我们所知道的仅仅是高度的不确定性。

今年实际上还有一个更大的不确定性，那就是美国的大选。美国的大选的不确定性，与英国的脱欧公投的不确定性一样，问题不在于公投结果英国是否脱离、选举结果特朗普是否当选，而是无论什么公投结果、选举结果，其所引发的社会政治后果的不确定性。现在似乎只有一个确定性，那就是中国即将在杭州举办G20峰会！中国在全球治理中的角色越来越重要，这个是确定的。更重要的是，中国的经济速度虽然我们认为是放缓了但从全球来看仍然在比较快地增长，而且规模已经是全世界第二，也有一些小经济体曾经有过十年以上乃至二十年的经济增长，但规模太小，与中国不可比。中国以这么大的规模，这么快的发展，还有这么好的势头（可保持中高速持续10－20年），这在世界经济史上是罕见的，甚至是没有过的。在中国之前在亚洲只有日本的崛起，但它是在英美体系或者西方体系内的崛起，当时也已经是对西方的一个挑战。后来亚洲这个区域内“四小龙”起来了，我们内地的东南沿海起来了，现在是整个中国起来了，下一步也许还有印度的奋起直追。这是300百年来非西方经济、社会乃至非西方文化、文明的崛起。所以，这次不但是我们主办了一届G20，而是中国在全球化全球治理中的角色越来越重要，这后一个确定性无疑更重要！

实际上今天全球治理所面临的挑战还有很多，比如说应对社会的老龄化所需要的社会养老、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人口（经商人、旅游者、留学生、劳工、移民、难民）的跨国流动；信息爆炸时代的快速来临与信息领域的无制度、无章法；环境保护、生态灾难、气候变化等带来的种种后果；全球化、区域化的无序发展与各类一体化组织、机构、机制的努力以及它们对原有国家体系、国际体系的挑战，以及非洲的“穷”、中东的“乱”，拉美的不稳，都是治理的难题。在这些挑战和不确定性的背后，各国需要共同携手以防范的，是已经出现或者正在出现的社会失范、 政治失序、安全失控、管理失职和体制失灵。

一方面是这些失范、失序、失控、失职和失灵，另一方面是在全球层面但还没有建立起一套举世公认且行之有效的世界新秩序。在这些“失”的背后，国际关系正在重建，各类同盟－伙伴关系正在重组，原有的游戏规则正在重塑，世界秩序正在重构。这实际上是一个新的全球层面的大转变、大调整。需要警惕或者防范的，（也是G20需要促成的），是2007－08年金融风暴经济危机以来，我们还至今没有走出低谷，整个经济不是增长，而是增长乏力，一些国家和地区、领域甚至是负增长。在这种情况下各国纷纷向内看，越来越突出的保护主义倾向，投资与贸易保护主义正在出现，还有政治上的保守主义，社会包括心理层面的排外主义。如果贸易－投资保护主义、政治－国家保守主义和社会－心理排外主义这三个东西成为一种常态，那就不是简单的防范，而是需要各国高度警惕和密切合作的大问题了。

杭州G20中国的角色不但是主办方、主办场，也必须发出中国声音、提出中国方案。我们已经有主办奥运会、世博会的经验和能力，在今天这样的情况下，就不只是中国元素，而是改革开放甚至建国以来乃至于我们几千年以来治国理政的经验， 这个时候可以让全世界共同分享、互相借鉴。我们历来不强加什么给别人，但中国治理自己这么一个人口大国、大陆型经济和延绵至今的千年文化，至少有一些做法、活法、想法在全球治理层面是可以互相借鉴的。 比如渐进式发展、东方式管理、普惠式分配、共识式理念和共享式未来。在这些东西的背后，是大道之行，天下为公；人间正道，共同富裕；天下无外，互利共赢。

在即将召开的杭州G20峰会上，除了就目前世界经济、国际金融、增长与发展、资源与气候等具体议题上我们要拿出自己的提议、建议、倡议外，也完全可以在中国式治理（包括及时回应、 灵活调整、部门合作、上下协商等）方面与各国分享自己的经验，完全可以就新的发展理念（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 与人们一起探讨，就新的世界愿景，包括共建一个更美好的世界，共享一种更协调的发展，共治一个更相互依存的全球，与各国人民共同展望。

那样的话，一次成功的的峰会，就真的可以是全球关切“＋中国”方案的峰会。这样一次成功的会议，就不仅会影响一国、一地、一年。

原文来自:中国财经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