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按】《北京日报》2006年6月19日刊登了一篇文章：《改造我们的思维方式》。这篇东西不久前刊载在《中国党政干部论坛》上，作者稍作修改，又重新发表出来，可见作者对此文的重视。作者是中央党校党建教研部主任王长江，想来，他在培养高级干部的讲坛上，就是把这样改造过的“思维方式”灌输给学员的。所以，这篇文章值得我们高度注意。

作者是怎样“改造思维方式”的呢？简单说来，是这样三条：第一，放弃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对立的思维，转为“两者交汇、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兼容状态”的思维；第二，放弃“阶级定性的思维”，转为“淡化意识形态”、“阶级调和”的思维；第三，放弃“淡化”不同阶级之间共性的“革命党”思维，转为顾及不同阶级利益的、从而“不同执政党可以相互学习和借鉴”的“执政党思维”。据说，只有这样“改造思维方式”，“才能为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提供不竭的动力”。

读完这篇文章，令人不禁想起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最大叛徒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他也是打出改造思维方式的旗号，把苏联共产党搞得思想混乱、组织涣散，进而导致苏共解散、苏联解体这样的历史性悲剧。把作者的《改造我们的思维方式》同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对比一下，两者如出一辙。这可以更清晰地了解作者提倡的思维方式的实质及其危害。

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能够相互交汇、相互兼容吗？

作者批评说，“每遇到一些重大理论实践问题而难以找到答案时，重新回到‘姓社姓资’的诘问，仍是不少人的习惯性思维。”这种“简单化和僵化的思维方式”，“曾经令我们付出惨痛历史代价”。作者说，“传统意义上的资本主义或以计划经济为唯一模式的所谓‘科学社会主义’都已经难以在实践中立足。”实际上已经出现了两种对立的理论和实践“某种相互交汇的过程”，出现了“第三种状态”，即“两者交汇、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兼容状态”。[1]只有具备了这样的思维方式，我们才能“使自己不至于在社会发展进程中被淘汰。”

两种社会制度相互融合这种论断，并不是作者的“创新”，而是他拾了戈尔巴乔夫的牙慧。十六年前，戈尔巴乔夫就说过：“资本主义现在远不是从前的资本主义了，而社会主义，正如我们现在所理解的那样，已经不再否定、不再拒绝其它社会已经做到的或者正在做出的一切，而是要掌握和利用人类的思想和实践所取得的最美好的事物。”资本主义社会里，社会主义因素也越来越多，“社会主义的一些特征，诸如公有制、计划化、社会保障，在某种程度范围内已经成了先进的西方社会生活习以为常的部分。现代的民主和法制制度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社会主义思想和行动的成果。”而社会主义国家通过改革正在学习和吸收资本主义的一切优秀的东西。两者越来越走到一起了，“因此，无论从政治中还是意识形态中我们都要取消‘敌人形象’。”[2]作者的思维方式同戈尔巴乔夫是一样的，甚至连语言都差不多。

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带来了什么样的严重后果，这已是众所周知的了，无需赘述。如果我们党接受作者的“思维方式”，那会导致什么结果，似乎也不用猜测了。但是我们还需要从理论上作一点分析，因为作者这一套“思维方式”还颇能迷惑人。

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是两种社会制度。从制度上来分析这两种社会之间的关系，必须区分两个层次的问题：一是运行机制，一是基本制度。从运行机制层次来说，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确存在许多共同之处，两者可以相互学习和借鉴。比如，无论是社会主义社会还是资本主义社会，两者都是社会化大生产占主导地位，因而都需要按照社会化大生产一般的要求进行管理，企业的经营方式、管理办法是可以相互借鉴的；两者都是商品经济，因而都要遵循价值规律、供求规律、竞争规律的客观要求进行运转。由于资本主义的历史悠久，在这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所以列宁和毛泽东都十分强调，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社会主义国家进行建设的时候必须认真学习和吸收资本主义国家的有益的东西。列宁说：“我们不能设想，除了建立在庞大的资本主义文化所获得的一切经验教训的基础上的社会主义，还有别的什么社会主义”。[3]他甚至提出：“社会主义能否实现，就取决于我们把苏维埃政权和苏维埃管理组织同资本主义最新的进步的东西结合得好坏。”[4]毛泽东也是这样看的。他在《论十大关系》一文中强调，我们必须“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管理方法中合乎科学的方面。工业发达国家的企业，用人少，效率高，会做生意，这些都应该有原则地好好学过来，以利于改进我们的工作。”[5]邓小平提出的对外开放，其中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学习和借鉴资本主义对我们有用的东西。他认为：“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的经营方式和管理方法。”[6]在有共性的地方，两种社会制度的确可以、而且实际上也在相互学习和借鉴。否认这一点，是不利于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

但是，两种社会制度的共性终究只是现象层面上的，从基本制度层次、也就是从本质层面上看，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是对立的，而不可能相互学习，更不可能融合。毛泽东说过：“社会主义经济与资本主义经济在现象上是没有区别的，只在本质上有区别，这就是内部的区别。”[7]而“质是现象的定性，规定现象之特殊个性，因此使各现象能互相区别。”[8]社会主义是在推翻资本主义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作为两种社会制度，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在基本制度方面有着原则的区别。在政治上，社会主义是无产阶级政党处于领导地位，实行无产阶级专政，资本主义是资产阶级政党掌握政权，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在经济上，社会主义是以公有制为基础，实行按劳分配原则，消灭剥削，逐步实现共同富裕，资本主义是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的，资本家与工人之间是雇佣与被雇佣、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在思想上，社会主义是以工人阶级的思想——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资本主义则是资产阶级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占统治地位。正因为有这样的原则区别，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才成为两种社会制度。两者之间是一种取代关系：或者按照社会发展规律，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这就叫社会主义必然胜利、资本主义必然灭亡，苏联的十月革命、中国的革命总体上干的就是这样一件事情；或者在阶级力量对比发生逆转的特殊条件下，社会主义国家里发生资本主义复辟，社会主义制度被资本主义制度所取代，像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发生的苏东剧变那样。这两种情况，历史上都出现过。在基本制度层次上，从来没有、也不可能有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者“相互交汇、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状况。

在现实生活中，资产阶级也不允许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相互融合。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从垄断资产阶级的利益出发，始终把消灭社会主义制度、恢复资本主义的一统天下作为自己的根本任务。十月革命胜利后不久，帝国主义就纠集14国用武力入侵俄罗斯，企图把年轻的苏维埃政权扼杀在摇篮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法西斯德国挟大半个欧洲的军事、经济实力倾巢侵犯苏联，妄图消灭当时唯一的社会主义国家。在武力进攻未能得逞的情况下，西方国家改变策略，转而采用和平演变的方式来颠覆社会主义制度。东欧剧变、苏联解体，正是标志着和平演变的得手。随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又把和平演变的矛头主要指向了中国，对中国加紧实施“西化”、“分化”的战略。正如邓小平指出的：“西方国家正在打一场没有硝烟的第三次世界大战。所谓没有硝烟，就是要社会主义国家和平演变。”“他们不喜欢中国坚持社会主义道路”[9]。在国际垄断资产阶级千方百计地对我国实施和平演变战略的时候，作者却说不要问“姓社姓资”，宣传两者“相互交汇”，这种思维方式，客观上从思想上解除了人们的武装，配合了西方国家推行“西化”“分化”中国的和平演变战略的需要。像作者那样摆脱“姓社姓资”的思维方式，其政治后果就是如此！

顺便说一下，作者提出一个新概念：“以计划经济为唯一模式的科学社会主义”。按照邓小平理论，计划经济、市场经济都是发展生产的方法、调节经济的手段，究竟采用那种方法、手段，要根据生产力发展的需要进行选择。在我们建国初期的国际国内形势下，采取计划经济这种方法、手段，有其历史的由来，曾经起过历史的积极作用。随着经济的发展、条件的变化，计划经济体制已经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需要了，客观上提出了把计划经济转变为市场经济的改革的要求。因此，决不能把科学社会主义同计划经济联系在一起，不能说实行计划经济就是社会主义。作者对“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解是不符合邓小平理论的。现在有一种倾向：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里，不便直接否定社会主义，就用计划经济当作社会主义的代名词，借批判计划经济来否定社会主义。作者用的就是这种手法。

在阶级社会里能够放弃“阶级定性”的思维方式吗？

作者提出，人类对解决社会发展的难题的探索，有两种思维方式。一种是“阶级定性”的思维方式，即“把所有的思想和观点分为‘资产阶级的’和‘无产阶级的’或‘资本主义的’和‘社会主义的’两大类，进而把它作为判断这些思想、观点是‘左’还是‘右’、是正确还是谬误、是进步还是反动的标准。”“另一种是淡化意识形态的思维，即不给这些思想和观点定性，尤其不强调它们的阶级性（当然有时也往往是有意识地模糊这种阶级性）。”两种思维方式一直处在此消彼长的状态。但“以阶级定性来思考问题的方法并没有战胜用阶级调和来思考问题的方法”。“到了20世纪90年代以后，情况进一步逆转：用前一种思维方式来处理问题的共产党，阵地不断收缩，而后者的阵地不断扩大，出现了‘资进社退’、‘资攻社守’的格局。”这就是阶级定性的思维方式之过。

这里涉及两个问题：一是在有阶级的社会里，能不能放弃阶级分析方法，能不能用阶级调和的思维来处理问题；一是苏联东欧剧变、以至社会主义跌入低潮（即作者说的“资进社退”、“资攻社守”）的原因是什么，是坚持阶级斗争的观点造成的，还是阶级调和观点造成的？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里开宗明义宣布：“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10]阶级斗争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不可或缺的内容。社会的发展呈现出复杂纷繁而又不断更换的现象，似乎混沌一片，无法把握。马克思主义给我们指出了一条指导性的线索，使我们能在这种看来扑朔迷离的状态中发现规律性，这条线索就是阶级斗争的理论。正如列宁所说的，马克思的天才就在于他得出了全世界历史提示的结论，并且彻底贯彻了这个结论，这个结论就是关于阶级斗争的学说。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历史发展的基础和伟大动力，因而阶级斗争理论是了解和把握阶级社会发展的钥匙。所以，“必须牢牢把握住社会划分为阶级的事实，阶级统治形式改变的事实，把它作为基本的指导线索，并用这个观点去分析一切社会问题，即经济、政治、精神和宗教等等问题。”[11]正因为如此，马克思主义者在谈到社会问题时始终不能离开分析阶级关系的正确立场。只要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列宁的这一论断就不会过时。抛弃了阶级斗争理论，就谈不上马克思主义。

应该看到，在当前，思想领域的阶级斗争还十分激烈。观察意识形态的斗争，不能不分清无产阶级思想与资产阶级思想、社会主义思想与资本主义思想，这是判断一种思想、观点正确与否的基本标准。这种区分是客观的现实，不是“改造思维方式”就能否定得了的。正如列宁指出的：“问题只能是这样：或者是资产阶级的思想体系，或者是社会主义的思想体系。这里中间的东西是没有的（因为人类没有创造过任何‘第三种’思想体系，而且在为阶级矛盾所分裂的社会中，任何时候也不可能有非阶级或超阶级的思想体系）。”他还说：“对社会主义思想体系的任何轻视和任何脱离，都意味着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加强。”[12]在思想政治领域淡化“姓社姓资”是违反马克思主义的，也不符合客观实际。

在存在阶级的社会里，坚持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江泽民总结了当前国际形势的深刻变化和国内改革开放出现的新情况，在2000年6月28日召开的中央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指出：“我们纠正过去一度发生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是完全正确的。但是这不等于阶级斗争己不存在了，只要阶级斗争还在一定范围内存在，我们就不能丢弃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和阶级分析的观点与方法。这种观点与方法始终是我们观察社会主义与各种敌对势力斗争的复杂政治现象的一把钥匙。”这一论断对分析当前国际国内一系列重大问题具有指导意义。

我国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大规模的群众性阶级斗争已经过去，阶级矛盾不再是社会的主要矛盾，但是，由于国内的因素和国际的影响，阶级斗争还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在某种条件下还有可能激化。改革开放以来的事实充分证明了这一论断的正确。1989年春夏之交发生的那场政治风波就是一个例证。就拿最近发生的事来说吧。有一位“著名教授”在2006年3月的“西山会议”上，公开叫嚷共产党执政不具备合法性，要求实行多党制、议会民主、三权分立，主张军队国家化等等。他认为这套主张不应该掩掩盖盖，而要“图穷匕首见”，抛去包裹匕首的地图，公开说出来。这样赤裸裸地要求共产党下台，要求改变社会主义国家的国体，主张实行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难道还不能说明阶级斗争就在眼前！怎么能闭着眼睛反对“阶级定性”的思维方式呢？

从国际上看，这种阶级斗争更为明显，因为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一刻也没有放松对我国实施和平演变战略。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社会制度正在进行着激烈的斗争。正如列宁指出的：“只要存在着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它们就不能和平相处，最后不是这个胜利，就是那个胜利；不是为苏维埃唱挽歌，就是为世界资本主义唱挽歌。”[13]苏联东欧国家的剧变就是这种激烈斗争的很好证明。苏东剧变这场激烈阶级斗争的尘埃刚刚落定，难道我们转眼就忘怀了，就要否定“阶级定性”的思维方式吗？

另一个问题是苏东剧变的原因。照作者的说法，苏联东欧国家之所以发生剧变，是因为坚持阶级定性的分析方法，思维僵化，仿佛运用阶级调和的思维方式就可以保住政权。然而事实恰恰相反，亲手葬送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戈尔巴乔夫是竭力反对阶级观点，淡化意识形态、主张阶级调和的。他认为，党的指导思想是“坚决抛弃同全人类共同价值相对立的…阶级立场”，主张超阶级的“全人类利益”高于一切。正是在这种淡化“阶级定性”的阶级调和的思想指导下，在阶级敌人以夺取政权为目的咄咄逼人的进攻面前，使得苏联共产党看不清楚斗争的实质，不能针锋相对地进行斗争，而采取调和、妥协的办法，结果步步退让，最终拱手让出政权，导致亡党亡国的悲惨局面。而苏东剧变使得世界社会主义运动跌入了低潮，国际格局发生重大变化。事实表明，正是放弃“阶级定性”的思维，在“阶级调和”思维的指导下葬送了苏联东欧国家的社会主义，使得社会主义的“阵地不断缩小”。

在这一点上，我们不能不佩服垄断资产阶级思想家、政治家的政治敏感性。最后一任美国驻苏大使马特洛克就是一个例子。他在《苏联解体亲历记》里写道：“阶级斗争理论是列宁主义者的国家结构演进观及同西方发生冷战所依据的中心概念。没有它，冷战的理由就不复存在，一党专政的理论基础也就随之消失。”[14]他进一步指出：“我注意到了逐渐修正或废除这一理论的种种迹象。在这一理论真正由官方抛弃之前，表明我们之间关系好转的任何变化都可能是虚幻的，最多也是暂时的，只要共产党坚持阶级斗争不放，就很难想象共产党会轻易放弃政权上的垄断地位，或者容忍党内派别羽翼丰满。因此，改变苏联国内政策的风险很大。”[15]正因为这样，他密切注视着苏共内部有关阶级斗争理论的争论，哪怕是从字里行间透露出来的信息也不放过。而且他通过外交活动，含蓄地表示：“继续坚持阶级斗争理论会使两国之间的关系改善变得步履艰难。”[16]他公开支持像谢瓦尔德纳泽、雅科夫列夫这样一些主张抛弃阶级斗争理论的人。马特洛克明确表示：“如果苏联领导人真的愿意抛弃阶级斗争观念，那么他们是否继续称他们的指导思想为‘马克思主义’也就无关紧要了，这已是一个在别样的社会里实行的别样的‘马克思主义’。这个别样的社会则是我们大家都能认可的社会。”[17]所以，当尔巴乔夫1988年12月在联大发表讲话，宣布把全人类共同利益作为其外交政策的基石后，马特洛克放心了，因为他完全确认：戈尔巴乔夫已“明确无误地抛弃了阶级斗争观念”。[18]

马特洛克的确抓住了一个要害问题：抛弃了阶级斗争理论就从根本上抛弃了科学社会主义，抛弃了马克思主义，从而必然导致向资本主义演变。他准确地把握了阶级斗争理论在整个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中的举足轻重的地位，因此他一看到戈尔巴乔夫抛弃了阶级斗争观念，就预感到苏联很快就会变成另外一种社会，即美国可以认可的社会，这当然是资本主义社会。事实已经证明，马特洛克的这一预感的理论逻辑是对的。

不能不承认，在这个问题上，马特洛克比像作者这样的所谓“马克思主义者”要高明得多，要切合实际得多。鼓吹我们的思维方式要从“阶级定性”改造为“阶级调和”，不过是照搬戈尔巴乔夫那一套，其政治后果是什么，历史已经做出了结论。

评所谓的“执政党思维方式”

作者提出，要从“革命党思维”转变到“执政党思维”。[19][20]毫无疑问，随着面临的历史任务的变化，党的思维方式也应该相应地发生变化。问题在于，作者的“执政党思维”是什么呢？他说：“执政党担起了行使公共权力的责任，和政府有了共同的目标，即整合国家和社会，并推动其发展。首先，我们不能不承认，推动社会发展的力量不是一个，而是多个；不是一个单一的阶级，而是多元化的社会阶层。其次，无论是什么样的党执政，都有一个如何科学地运用手中的权利、使自己得到大多数公众拥护的问题。这样一来，各种不同性质的执政党之间就有了相互学习借鉴的很大空间。仅仅这两条，就强烈地需要我们从狭隘的意识形态束缚中摆脱出来。”作者说得不大明白，欲言又止。例如，推动社会发展的“社会阶层”究竟是哪些阶层？应该摆脱什么样的意识形态束缚，应该向哪些执政党学习？实际上作者提出的是这样两条：第一，处于执政地位的共产党，就不能再是工人阶级的政党了，而应该代表各个阶级的利益，因为各个阶级都推动社会的发展；第二，要从马克思主义阶级观点这种狭隘的意识形态束缚中解脱出来，向执政的、主张阶级调和的社会民主党学习。

共产党，无论它是处于夺取政权的环境，还是已经处于执政地位，始终是工人阶级政党，它的唯一的阶级基础是工人阶级。这是马克思主义建党理论的基本原理，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动摇。恩格斯指出，在任何国家里，党必须“具有明显的工人阶级的性质”，“抛弃这种性质，就只有宗派和欺骗。”[21]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坚决反对修正主义分子把党由工人阶级政党改为“全民党”的意图和实践。但是，工人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终解放自己，因此作为工人阶级政党的共产党并不是一个狭隘的宗派组织，它始终代表着最广大人民的利益，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进行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建设。在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就十分注意团结一切中间阶级（包括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集中力量打击阻碍社会发展的反动势力。进入社会主义时期，毛泽东创造性地提出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思想，区分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这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他指出，除了少数反社会主义的敌对势力外，在人民内部根本利益是一致的，所以他提出在社会主义建设中要实行“统筹兼顾、统一安排”的方针，根据当时当地的实际可能的条件，同各方面的人协商，做出各种适当的安排，“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人，并且尽可能地将消极因素转变为积极因素，为建设社会主义社会这个伟大的事业服务。”[22]这一思想，事实证明是完全正确的，根本不需要、也不应该“改造”。

作者提出，“推动社会发展的力量不是一个，而是多个”，因而处于执政地位的共产党，需要淡化一个阶级的利益，必须考虑到其他阶级的利益，这样执政的基础才能扩大，执政地位才能巩固。对这个问题需要作具体分析。首先，目前，阶级斗争还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国际国内还存在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敌对势力，对于处心积虑要搞垮我们的敌对阶级，我们必须进行坚决的斗争。我们同敌对势力之间的矛盾是敌我矛盾。所以，决不能像作者想象的那样，处于执政地位就要考虑所有阶级的利益。其次，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过程中，我们必须分清依靠力量、团结力量。认清这一点，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推进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前提。我们的国家是以工人阶级为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中坚力量是广大劳动人民，他们是党的依靠力量，我们党必须坚定地代表他们的根本利益。除此之外，一切拥护、参与社会主义建设的阶级、阶层，都是我们的团结对象。在人民内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不同阶级的共同利益所在，共产党也应该坚定地代表这种共同利益，也就是说，要照顾到属于人民范畴的各个阶级的利益。但是，应该看到，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参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不同阶级、阶层之间也存在一定的矛盾，他们之间的利益也有不一致的地方。我们必须从工人阶级根本利益出发，注意协调他们之间的利益矛盾，引导属于非劳动人民的各个阶级、阶层的活动朝着有利于社会主义的方向发展。反映到经济上，就是必须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份共同发展，公有制与非公制的主次地位不容颠倒。要坚持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加强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并注意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既保证整个社会的社会主义性质，又发挥各种经济成分对发展国民经济的积极作用。只有看到人民内部不同阶级之间利益的共同性和差异性，在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前提下，统筹兼顾，妥善处理不同阶级之间的矛盾，才能保证我国社会主义事业沿着正确道路前进。这需要十分高超的领导艺术。作者那样“改造思维方式”，只强调共同利益，忽视不同阶级、阶层的利益差别，是无助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推进社会主义建设的。

作者提出要“摆脱意识形态束缚”，他没有明确说是什么意识形态，但从上下文的意思来推测，指的是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定性”思维方式，他把这叫做“失去生命力的”“原教旨主义”，其“阵地不断缩小”；作者提出要向不同性质的执政党学习，他也没有明确说是向什么党学习，但从上下文看，指的是执政的社会党、社会民主党，他认为主张阶级调和、淡化意识形态的社会党的“阵地不断扩大”。

放弃马克思主义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会导致什么样的后果，我们在前面已经分析过了。这里着重谈一下，作者贬损共产党的历史、吹捧社会党的“成绩”的论断，是不符合客观实际的。苏东剧变的时候，苏联和东欧国家的共产党纷纷宣布改变党的性质，把党的名称改为社会党、社会民主党（戈尔巴乔夫也主张把苏联共产党改名为社会民主党，只是因为局势变化太快，没等改名，苏共就被解散了），一时间社会党国际欢欣鼓舞，认为共产党、马克思主义不行了，社会党、阶级调和的理论可以大行其道了。然而随着国际局势的变化，新保守主义占了上风，作为资本主义左翼的社会党并不吃香，不要说苏联东欧国家的由共产党改名而来的社会党、社会民主党纷纷被逐出政坛，即使欧洲已经执政的社会党也大多数丢失了政权，沦为在野党。很明显，对资本主义做点改良的理论和实践是经不起历史的检验的。改良主义只能充当资本主义的伙计，资产阶级需要时拉来帮帮忙，不需要了就一脚踢开。与此同时，中国等许多社会主义国家，坚持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共产党的领导，通过改革开放，社会主义事业蒸蒸日上，显示出马克思主义的巨大威力。正如邓小平所说的，“我坚信，世界上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人会多起来的，因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一些国家出现严重曲折，社会主义好像被削弱了，但人民经受锻炼，从中吸取教训，将促使社会主义向着更加健康的方向发展。”[23]在苏东剧变、社会主义跌入低潮的形势面前，作者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理想和信念发生了动摇，以至提出要“改造思维方式”，从马克思主义转为改良主义，从共产党转到社会党一边。这“改造思维方式”并不是什么“创新”，而是贩卖改良主义那一套，这是一种倒退行为。

现在，在我国国内，出现了一种倾向：打着“不同性质的执政党相互学习借鉴”的旗号，鼓吹共产党社会民主党化。其实这并不是什么新鲜事，戈尔巴乔夫就是这样干的。他说：“我国对外部世界是开放的，为的是研究和利用他人经验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在社会民主党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活动中，我们看到了许多有意义的、富有启发的内容。我确信，由于社会主义国家中深刻的变化以及社会民主党内的进程，我们正变得彼此接近起来。”“今天，在社会党人和共产党人之间，已不再存在从前是他们分裂的鸿沟。”共产党正在批判自己的错误，对十月革命、共产主义运动进行重新思考和改造，因而共产党与社会党之间“不仅在政治立场上而且在世界观立场上都接近了。”[24]戈尔巴乔夫通过向社会党学习，放弃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迈过了“思维鸿沟”，提出了“新思维”，也就是社会党的思维。正是在“新思维”的指导下，苏联发生了从共产党到社会党、从社会主义到资本主义的急剧变化。这一教训，难道不应该让热衷于向社会党学习的某些人引以为戒吗！

我们主张在党际关系的四项原则基础上同世界上一切政党建立联系，进行交流。社会党是资产阶级政党的左翼，在国际关系的许多问题上我们可以同他们进行合作，他们在执政期间为加强执政地位而采取的某些具体做法，也值得我们借鉴。但是，在同社会党进行合作、交流时，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共产党与社会党是两种不同性质的政党，不要抹煞无产阶级政党与资产阶级政党的原则区别，更不能借口相互学习，否定自己的基本理论和实践，吹捧社会党的改良主义理论和政策，甚至妄图通过“改造思维方式”实现共产党的社会民主主义化。这是现实的危险，必须高度警惕。

[1]在《中国党政干部论坛》上发表时，作者还申明，这不是“趋同”，但讲不出理由。在《北京日报》上再发表时，也许感到实在太勉强了，就把这句话删去了。

[2]戈尔巴乔夫、勃兰特等著：《未来的社会主义》，第19、21页，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4年版。

[3]《列宁全集》，第34卷，第25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4]《列宁选集》，第3卷，第49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5]《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4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6]《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7]《毛泽东著作专题摘编》，第80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

[8]《毛泽东著作专题摘编》，第99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

[9]《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4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1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7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11]《列宁选集》，第4卷，第3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12]《列宁全集》，第6卷，第3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13]《列宁选集》，第4卷，第33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14][美]马特洛克：《苏联解体亲历记》，第162页，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年版。

[15] [美]马特洛克：《苏联解体亲历记》，第164页，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年版。

[16] [美]马特洛克：《苏联解体亲历记》，第167页，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年版。

[17][美]马特洛克：《苏联解体亲历记》，第169页，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年版。

[18][美]马特洛克：《苏联解体亲历记》，第176页，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年版。

[19]我们不赞成把党分为“革命党”和“执政党”。我们党在革命斗争时期就在部分地区执政，而在全国解放以后仍然坚持革命斗争，包括一定范围内的阶级斗争。我们党的性质决定了在任何条件下都要有革命精神，都要讲革命。

[2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30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22]《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227、22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23]《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82、38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24]戈尔巴乔夫、勃兰特等著：《未来的社会主义》，第20页，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4年版。

（作者：周新城，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文化安全与意识形态建设研究中心常务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