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逢春，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边疆学及地缘政治学研究。系“中国疆域五大文明板块学说”创立者，是国内最早运用民族主义理论探讨近代中国如何在一个多民族帝国中构筑民族国家的研究者之一。本文载于《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1期。

“中国疆域五大文明板块”视野下的西域

摘要:文本尝试以边疆作为研究本位，站在边疆的立场体察边疆与感触全局，希冀将边疆作为边疆历史书写的主体。为此，特以西域历史为实例，通过对西域历史的回溯，借助“中国疆域五大文明板块”框架——认为中国疆域是由“大漠游牧”“泛中原农耕”“辽东渔猎耕牧”“雪域牧耕”和“海上渔盐交商”五大文明板块及其在此诸板块上兴起的各种政权，在长时段历史进程中不断碰撞、彼此攻防与吸纳，渐次融为一体——来对前近代西域-新疆地区历史基本脉络与特质进行再梳理和再探索。试图将西域作为一个相对完整的时空向度来研究，破除以往“中原中心观“将西域想象成异质的、荒蛮之地的“天山意象”这一思维定势，而将西域破碎的缺乏记录的事和人连缀成一幅相对完整的画面，拟先在一个横断面上或纵向线上还西域历史以部分本来面貌。

一、引 言

笔者曾撰文将中国疆域最终奠定的时空坐标推定在嘉庆二十五年（1820）及纂修文献截止到该年的《大清一统志》所附“皇舆全图”所标定的版图范围①。就该疆域的自然地貌与生产方式而言，如果从公元前3世纪初以降，冒顿单于与汉武帝分别统一游牧区与农耕区算起到最终底定，可以清晰地看出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同时，可以确定该疆域绝非是中原文明地带的自然延长，在其没有被完全统合前经常存在着数个从不同的历史渊源发展起来的文明板块。这些文明板块大体上可粗分为五大类型，笔者将其称为“中国疆域五大文明板块”，并以此理论阐释中国疆域的形成路径与模式。该理论认为中国疆域是由“大漠游牧”②“泛中原农耕”③“辽东渔猎耕牧”④“雪域牧耕”⑤和“海上渔盐交商”⑥五大文明板块及其在此诸板块上兴起的各种政权，在长时段历史进程中不断碰撞、彼此攻防与吸纳，渐次融为一体⑦。

那么，“西域”在该理论中处于什么地位呢？

关于“西域”范围，汉朝已经予以界定：“自玉门、阳关出西域有两道：从鄯善傍南山北，波河西行至莎车，为南道；南道西逾葱岭则出大月氏、安息。自车师前王廷随北山，波河西行至疏勒，为北道；北道西逾葱岭则出大宛、康居、奄蔡焉。”⑧上述地域大致相当于今天东起玉门关西迄里海，南起昆仑山—兴都库什山脉一线、北至萨彦岭—乌拉尔山山脉南端一线。这块广袤的地带，中国史书称之为“西域”或“碛西”，现代国际学界称之为“中亚”⑨。“西域”之名演化至清朝中叶，中原人又以“新疆”相称。对此，魏源有过概括：“盖新疆内地以天山为纲，南回北准；而外地则以葱岭为纲，东新疆西属国。属国中又有二：由天山路而西北为左右哈萨克；由天山南路而西南为左右布鲁特。虽同一游牧行国，而非准非回非蒙古矣。逾葱岭而再西北为安集延；西南为巴达克山，为爱乌罕。虽亦皆回教城郭之国，然岭以西之属国非岭以东之郡县矣。”⑩魏源的概括有两层含义：其一，以葱岭为界限，岭东为清朝郡县之地，岭西为清廷属国之区；其二，以天山山脉—锡尔河一线为东西主轴，该线以北为欧亚草原的一部分，为游牧行国。该线以南则为荒漠绿洲农耕区，为城郭居国。

西域位于欧亚大陆中心，是一个十分开放的地域，世界上主要人种、主要文明都曾在此先后登场。就现有文献来看，最早出现在西域的人种当为欧罗巴人种的古塞人。最先控制中亚南部地区的国家是公元前6世纪后半叶的波斯阿赫门王朝，以及后来于公元前4世纪20年代取代该王朝的亚历山大帝国。

到了公元前2世纪中叶，兴起于“大漠板块”上的诸势力开始主导西域。直至沙俄势力侵入之前，在长时段历史演进中，“大漠板块”势力经常是这里的主人。

从“泛中原板块”上兴起的势力进入西域则每每是尾随“大漠板块”势力而来。先是前汉王朝追逐匈奴西来并于公元前60年建立西域都护府；后有唐朝紧踵突厥汗国之后到达该地。

从“雪域板块”上崛起的吐谷浑汗国曾长期经营昆仑山南麓的西域地区，吐蕃王朝则接踵而至全方位统治西域大部分地区。需要提及的是，就在唐、蕃争夺西域之时，阿拉伯帝国崛起东进并于654年越过阿姆河进攻撒马尔干，经过半个世纪的征战，最终占领了河中地区，并在此后将伊斯兰教东传。

从“辽东板块”上兴起的清帝国费尽心力经营西域，既承继着汉、唐、元等帝国曾数度君临西域的政治遗产，也是为了击败数度威胁其安全的最后的游牧帝国——准噶尔汗国而来。当然，清帝国认为其作为元帝国的正统继承者也有义务继承准噶尔汗国的版籍。故乾隆帝于1760年正式昭示天下：“准噶尔荡平，凡旧有游牧，皆我版图。”?之所以产生此意识，是由于当清太祖努尔哈赤于1583年起兵抗明朝伊始，便与成吉思汗子孙们渐次联姻结盟。巧合的是，后金军在1635年征讨林丹汗途中，意外获得了元朝传国玉玺，满蒙汉三族代表因此认为后金已取得了中原王朝、大漠汗朝及满洲宗主的正统地位，故劝皇太极改国号。

值得一提的是，俄国于1581年派遣了一支哥萨克队伍越过乌拉尔山，侵入额尔齐斯河流域的一个从金帐汗国分离出来的小汗国——西比尔汗国，从此拉开了侵略西域的序幕。英国于19世纪40年代开始染指西域后，相继攫取中国在克什米尔与中亚的直属领地与属国属部。

上述可见，西域是波斯、希腊、中国诸文明、阿拉伯，以及后来的俄罗斯、英国等文明的交汇之区、多种势力争夺之地。囿于主题与篇幅，本文主要就以下几个问题予以考察：（1）历史时期的西域社会，特别是西域绿洲社会总体上处于什么样的生产及政治形态？（2）在“大漠”“泛中原”“雪域”及“辽东”诸板块上崛起的势力为什么要经营西域、如何经营西域？（3）西域在前近代中国疆域底定过程中处于什么地位？

关于先行研究，就国内研究而言，当首推乾隆帝君臣。乾隆帝统一西域伊始便派何宗国前往伊犁一带测量晷度并绘制地图。同时令刘统勋、何宗国撰修《西域通志》，随即又先后令福康安、刘墉、于敏中等为总裁，组织当时全国最精干人马加以增纂，经过20多年努力，最终于1782年（乾隆47年）告竣，成为清朝统一与开发西域最权威的第一手资料汇集。19世纪20年代以降，魏源率先探讨了开发与利用西域问题。嗣后，常州学派巨匠龚自珍与刘逢禄等纷纷加入研究行列。后经林则徐、洪亮吉、左宗棠、祁韵士、俞正燮、徐松、龚自珍、李文田、沈垚、张穆、沈曾植、魏源、何秋涛、张澍、李光廷、丁谦、洪钧、施国祁、屠寄、陶保廉、松筠、许景澄等文人士大夫的努力，西北史地学派得以形成与隆盛。民国初以降，罗振玉、王国维、陈垣、张星烺、黄文弼、曾问吾、冯承钧、向达、岑仲勉、冯家升等也加入其列，成果蔚然可观。其中的许多人在新中国初期仍操旧业。刘义棠、罗运治、林恩显、李符桐等台湾学者于1949年以降仍从事西域研究，成就斐然。1978年以来，一波全方位的西域研究在中国大陆渐次展开，至今方兴未艾。

就国外研究而言，沙俄—苏联人起步最早，从情报收集、地理考察、政情调查到学术研究，成果丰硕。英国人的地理考察与学术研究紧随着其侵略西域的步伐而兴盛。从战前至今，日本学者的西域研究成果也不可小觑。

以上研究虽然与本文视角有别，但巨量成果却对笔者大有启迪，更是本研究的出发点。

二、西域绿洲社会及政治形态

（一）天山山脉—锡尔河一线以南的社会经济形态

天山—锡尔河一线是西域自然地理与经济分水岭：南农北牧。该线以南系绿洲农耕文化区，以北系草原游牧文化区。

西域早在公元前2世纪以前便进入文明社会。以西汉武帝时期西域诸国状况为例，该地有“三十六国，其后稍分至五十余，皆在匈奴之西，乌孙之南”?。此诸国大体上可分为四类：1.欧亚草原上的游牧国家，如康居国、奄蔡国、乌孙国等普遍人口较多，多者达数十万人；2.位于中亚两河流域的农耕国家，如大宛国、大月氏国等也普遍人口众多，多者也达数十万人；3.环绕在塔里木盆地、吐鲁番盆地周边的绿洲国家人口普遍较少。其中最大的龟兹国有8万多人，最小的休循国只有一千多人。普遍数千人或一两万人，超3万人者不多；4.位于天山山脉与帕米尔山地之中的国家则更是国小众寡，其中人口最多的无雷国有七千人，最小的单桓国仅有194人，大多数只有数百人?。

由于西域各个绿洲之间被沙漠隔绝，故一个绿洲便是一个或若干个城邦共同体。由于绝大多数绿洲因雪水凝聚成河流或湖泊而成，适宜植物生长，故该地的人们大多从事农耕。“自且末以往皆种五谷，土地草木，畜产作兵，略与汉同”?。因绿洲经济规模依赖水量多寡而浮动，有水才能灌溉有限的耕地，故绿洲耕地普遍不多，绿洲农业需要精耕细作。当然，狭小的耕地难以承受过多的人口，这也带来了绿洲城邦普遍人口稀少的窘况。由于不少绿洲地瘠水缺，许多国家采取半牧半农的经济方式，粮食经常不能自给，如位于车尔臣河流域的鄯善国因“地沙卤，少田，寄田仰谷旁国”?。所谓“寄田仰谷”，就是向邻国借田耕种，并籴谷于邻国。婼羌、温宿、依耐、尉头等国均如此。

至于山居之国，不少采取游牧方式。如位于阿尔金山脉北麓的婼羌国“随畜逐水草，不田作，仰鄯善、且末谷”?；位于昆仑山脉北麓的西夜国、蒲犁、依耐及无雷等国，“随畜逐水草往来”?；位于帕米尔高原的休循国“因畜随水草”?。

至少在汉初以前，西域各国均设立了比较完备的国家机器，故《汉书》说，“最凡国五十，自译长、城长、君、监、吏、大禄、百长、千长、都尉、且渠、当户、将、相至侯、王，皆佩汉印绶，凡三百七十六人”?。同时，大都制定了严刑峻法，如龟兹国之“刑法，杀人者死，劫贼则断其一臂，并刖一足”?。

（二）多民族多文化多宗教交错

从迄今为止的考古发掘来看，早期西域原始居民是从周边迁徙而至的，其中既有欧罗巴人种，也有蒙古利亚人种，还有少量的南亚土著人种。

至于最早在西域活动的人群，张广达等认为，“在月氏西迁之前，塞种或文化面貌与尖帽塞种相近的民族，是西域境内的主要居民之一。”有人认为游牧于河西走廊的月氏与乌孙也是欧罗巴人种，操印欧语21。故羽田亨说，布满各类萨迦（塞）人的西域“是伊兰人的根据地”22。到了汉中叶以降，伴随着大月氏、乌孙与匈奴相继西迁，塞人被迫放弃欧亚草原中部地带，散处帕米尔高原等地。所谓“昔匈奴破大月氏，大月氏西君大夏，而塞王南君罽宾。塞种分散，往往为数国。自疏勒以西北，休循、捐毒之属，皆故塞种也”23之记载，即指此。迄今为止，新疆多处考古遗址发现了塞人留下的金、银、铁等遗物，特别是黄金器物饰物24，发掘了多处塞人墓葬25。

西域另一个早期移住的族群为古羌氐人，位于昆仑山脉北麓与西域东部的各国大多数为此类人群，如“蒲犁及依耐、无雷国皆西夜类也。西夜与胡异，其种类羌氐行国”26。对此，饶宗颐说，“殷周之际的西北劲敌，混夷可代表塞种，还有羌戎，是代表藏语系的民族。”27所以有学者说昆仑山北麓的和田及附近地区本来的语言为“原始藏语”28。

游牧于欧亚草原东部中部的匈奴等则多为胡人。对此，前汉太始2年（公元前95年）单于遣使致汉朝国书曾有过解释：“南有大汉，北有强胡。”29

在西域，至少从公元前2世纪以降，先后有月氏人、乌孙人、匈奴人、汉人、鲜卑人、柔然人、突厥人、吐蕃人、回纥人、契丹人等，相继进入该地，参与了当地的民族融合进程。自13世纪以降，蒙古人、满洲人、锡伯人、哈萨克人、乌兹别克人、回回人、塔塔尔人、柯尔克孜人、塔吉克人、俄罗斯人等，程度不同地加入到西域多民族融和或并立行列。

多族群的聚集必然产生多语言多文字。西域的大部地域或局部先后盛行过梵文、汉文、佉卢文、吐火罗文、于阗文、突厥文、粟特文、叙利亚文、回鹘文、吐蕃文、摩尼文、波斯文、阿拉伯文、察合台文、契丹文、回鹘蒙古文、托忒文、八思巴文、满文、蒙古文，以及近现代的维吾尔文、哈萨克文、柯尔克孜文、俄文等。当然，这些文字大都使用范围狭窄、流布时间短促，且绝大多数退出西域或已消亡。

多种族并存同时也带来了多宗教流布。除了本土固有的萨满教之外，佛教、锁罗亚斯德教、摩尼教、景教、伊斯兰教、犹太教、藏传佛教、道教、基督教、天主教、东正教等，先后流传于西域，信徒或多或少，存世或长或短。

（三）破碎地带

西域的大部分都处于沙漠或荒漠地带，来自于高山融化的雪水及承载雪水的河流与湖泊造就了绿洲。这些数量众多的绿洲有如漂浮在塔克拉玛干沙漠、吐鲁番盆地、克孜勒库姆沙漠、卡拉库姆沙漠上的叶叶扁舟，虽似串串珍珠，但彼此有沙漠隔绝，颇显零碎。

因各个绿洲之间交通不便，经济上只得自给自足，从而使得较大的绿洲便成为一个独立的空间。另外，散落在天山山脉之中、帕米尔高原沟壑之下的各处平坦之地，也是彼此孤立。地理上的分隔导致政治的分裂，造成“西域诸国，各有君长，兵众分弱，无所统一”30，长期处于分崩离析状态。历史上西域“诸国”都是地方性割据政权，互不统属，统一多由外来势力完成。结果，带来了大漠、泛中原、雪域、辽东诸文明板块上兴起的各种势力对该地域的竞争，又进一步加剧了彼此的隔阂，最终导致西域长时段成为一个破碎地带。

塞人等数十个族群，你来我往；佛教、伊斯兰教等十几种宗教，此起彼伏；梵文等数十种语言文字，各说各话。凡此种种，是西域社会风景的一部分。但他们自身并没有形成一个协调一致的整体，而是各个部分互相重叠、经常互相摩擦，很难由区域内的力量自我构建一个相对统一的国家共同体或帝国。由这些彼此分割产生的种族的或宗教的或民族的对立，又进一步因为稀缺水资源之争夺、可耕地之占有及丝绸之路上商业利益之纠葛，使得各个绿洲的城邦共同体或巨岭大山间的行国共同体对自我主权的要求更趋强化。

后来，从大漠、泛中原、雪域诸文明板块上崛起的势力虽曾统治过西域，但其统合度始终不够紧密。所谓“西域诸国，各有君长，兵众分弱，无所统一，虽属匈奴，不相亲附。匈奴能得其马畜旃罽，而不能统率与之进退”31，即指此。

三、大漠、泛中原、雪域文明板块交叉点上的西域

（一）大漠板块

1.大月氏、乌孙移住西域

从大漠板块上崛起的势力较早经营西域者当属大月氏。“大月氏本行国也，随畜移徙，与匈奴同俗。控弦十余万，故强轻匈奴。本居敦煌、祁连间，至冒顿单于攻破月氏，而老上单于杀月氏，以其头为饮器，月氏乃远去，过大宛，西击大夏而臣之，都妫水北为王庭。”32大夏即希腊—巴克特里亚王国，其领域大体上在北起今撒马尔罕，南至今喀布尔，西起里海东抵帕米尔高原的范围内。妫水即今阿姆河。实际上，公元前161-160年西迁的大月氏首先落脚于伊犁河与伊塞克湖流域，故有“西击塞王。塞王南走远徙，月氏居其地”之记载。后来，乌孙国首领昆莫“西攻破大月氏。大月氏复西走，徒大夏地”33，大月氏这才最终落脚西域南部并建立了贵霜帝国34。乌孙则占有了大月氏在西域北部之地。

2.匈奴首次统一西域

匈奴势力大约在公元前176年（汉文帝前元4年）左右开始进入西域。军臣单于时（公元前161年-公元前126年）匈奴进入鼎盛时期，势力范围东起大兴安岭、西至塔拉斯河以西，北抵漠北，南达河套。前汉征和元年（公元前92年），匈奴统一了西域诸国并设置“僮仆都尉”35，常驻于焉耆（今焉耆）、危须（今和硕县东南）、尉犁（今焉耆县紫泥泉一带）三国之间以施政。

另，隶属于今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的焉耆、和硕、轮台诸县位于天山南麓、塔里木盆地东北缘，系“丝绸之路”南道的咽喉要道。在长时段的历史进程中，这里经常是“大漠板块”势力进入南疆、西去阿姆河领域的通道，也是其统治南疆的中心地带，直至今日仍是蒙古族集聚之地。同时，这里还是“泛中原板块”势力统治南疆的核心区域，如西汉之西域都护府、东汉之西域长史、唐之焉耆都护府等府治均设在此地。

应该说，匈奴开创了古代中国历史上“五大文明板块”诸势力统一西域之先河。此举一方面使西域与其北（大漠）、东（中原及辽东）、南（雪域）三个方向的关系从文明的交流渐次步入政治上的统合之路，同时，在一定程度上整合了西域诸国分散林立、互不统属之状态。匈奴统一西域后，有“匈奴使持单于一信，则国国传送食，不敢留苦”36之效果。凡此种种，不但拓展了西域与“大漠板块”之间的文明交流，而且为后来泛中原、雪域、辽东诸文明板块势力进入西域，为前近代中国最终底定宏大疆域打下了基础。

“大漠板块”诸势力统治西域的动力首先来自于控制东西商路——丝绸之路以获取商业利益。另外，向当地征收税赋更是大漠各政权乐此不疲之事业。对此，《汉书》记述说：“匈奴西边日逐王置僮仆都尉，使领西域，常居焉耆、危须、尉黎间，赋税诸国，取富给焉。”37

3.柔然、嚈哒、鲜卑、突厥、回鹘、西辽、喀喇汗国进出西域

大约402年以后，柔然势力进入西域，一时间征服西域。原在天山北麓的呼得人与车师后部人被柔然人驱赶到阿姆河上游中游后，征服了当地的粟特人，建立了嚈哒国。经过480年、484年、508年分别与贵霜王国、波斯、高车王国决战，嚈哒国成为中亚与西亚的霸主。

423年，北魏开始西征，占领河西走廊，征服西域大半，并在此和柔然汗国对峙。470年，北魏势力全被柔然驱逐出西域。

487年，隶属于柔然汗国的高车人脱离了柔然人的羁绊，建立高车王国，征服了西域。546年被突厥汗国所灭。

高车国王于546年派兵东攻柔然汗国，未曾想隶属于柔然的突厥人从背后偷袭成功，并乘胜西进，一举击灭了高车王国。552年突厥首领土门建立突厥汗国，不久便打败柔然等强敌，建立了“东自辽海以西，西至西海（今里海——引者注）万里，南自沙漠以北，北至北海（今贝加尔湖——引者注）五六千里”38的帝国，继匈奴、鲜卑、柔然之后，第三次统一大漠板块与西域地区。

848年西迁回鹘在焉耆建立安西政权。866年南迁回鹘在今吐鲁番建立高昌王国。与此同时，西迁到塔里木盆地西部与帕米尔高原以北的回鹘等突厥系民族建立了喀喇汗王朝。

4.西辽与蒙古汗国统一西域

1132年，辽朝皇室耶律大石在叶密立河（今额敏河）建立西辽王朝，旋即统一天山南北与中亚地区。

1212年，高昌畏兀儿政权自愿归属于蒙古汗国。1218年蒙古灭亡西辽，天山南北各地均归属蒙古。兹后，元明两朝西域归属成吉思汗子孙统治。

5.最后的游牧帝国——准噶尔汗国统一西域

大约16世纪后期，活动于伊犁河、额敏河与额尔齐斯河流域的卫拉特蒙古分崩离析。1670年，游牧于额尔齐斯河与天山北麓的卫拉特蒙古准噶尔部出现了一位首领——噶尔丹，他承父兄之业征讨四方，到了18世纪20年代准噶尔汗国趋于鼎盛，掩有天山南北与中亚大部分地区。

（二）泛中原板块

前汉太初元年至四年（公元前104至前107），汉武帝先后两次讨伐大宛，又乘胜在渠犁、轮台驻兵屯田。接着，从天汉二年至神爵二年（公元前99至前60），前汉与匈奴之间“五争车师”，激战几近40年，前汉最终征服西域并在乌垒城设立军政合一的西域都护府，西域遂统一于“泛中原板块”。

那么，前汉及后来兴起于“泛中原板块”的诸势力为什么不惜代价地争夺西域呢？盖因以下几个缘由。

1.中原王朝切断蒙古草原部族与青藏高原部族联结之战略需要

通过控制河西走廊、西域以隔断匈奴与氐羌各族的联系，切断“大漠板块”诸势力的右臂，是中原王朝的传统战略。此点，史籍记述得非常清晰：前汉“西置酒泉郡以鬲绝胡与羌通之路。汉又西通月氏、大夏，又以公主妻乌孙王，以分匈奴西方之援国”39；“孝武之世，图制匈奴，患者兼从西国，结党南羌，乃表河西，列四郡，开玉门，通四域，以断匈奴右臂，隔绝南羌、月氏”40。

2.西域是华夏部族统治权、中原王朝皇权的标志性符号——玉玺、玉礼器原材料之产地

关于玉石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牟永抗等经过多年研究后认为玉的神化和灵物概念是玉器时代的意识形态。被神化了的玉，一开始就将人世间的统治力笼罩在神秘的袍套里，相信神的力量，信奉超越自身、超越现实的精神力量，在文明起源时代就在华夏民族的心理上、意识上印下了胎记，直至今日41。《山海经》中有一段话，非常能说明玉在上古华夏人心中的地位：“丹水出焉，西流注于稷泽，其中多白玉，是有玉膏，其原沸沸汤汤，黄帝是食是飨。……黄帝乃取峚山之玉荣，而投钟山之阳。瑾瑜之玉为良，坚栗精密，浊泽而有光，五色发作，以和柔刚。天地鬼神，是食是飨。君子服之，以御不祥。”42

中国虽然产玉地方较多，但品质最上乘、最被推崇的当属西域的禺氏之玉（昆仑玉、和田玉）。对此，典籍多有记述。《管子》之《国蓄》有“玉起于禺氏，金起于汝汉，珠起于赤野。……先王为其途之远，其至之难，故托用于其重，以珠玉为上币，以黄金为中币，以刀布为下币”之论。关于“禺氏”，王国维认为即“月氏”，当时西迁的“月氏东去敦煌、祁连之间后，西居大夏之前，其居必在且末、于阗间”43，该地盛产玉石。屈原《九章•涉江》有“登昆仑兮食玉英，与天地兮同寿，与日月兮同光”44之句，是明言该玉产于昆仑山。

那么，昆仑玉是何时传入并流行于中原的呢？杨伯达认为，6000年前的中原仰韶文化时就有和田玉的制品存在45。1976年在河南安阳殷墟发掘了公元前12世纪的殷王武丁妻妇好墓葬，出土了随葬玉器756件，基本上都是用西域出产的昆仑玉制成的46。

接下来的问题是，华夏先民为什么以超乎想象的毅力长途搬运、精心雕琢这些玉器呢？这在上古典籍中多有说明。如《管子》之《揆度》篇有“至于尧舜之王，所以化海内者，北用禺氏之玉，南贵江汉之珠”之说。在中原史前社会考古发掘中已出现成组的玉礼器，呈现出玉、神、巫三位一体的形态，这既是社会分层级划等次的标志，也是政治权力的象征。最后，掌握最精美、最多量用昆仑玉制作的礼器便成为拥有最高统治权或皇权的标志。如象征古代王权的玉玺均用上等玉石雕琢而成。所以，获得昆仑玉不仅仅是财富的象征，更成为政权合法性的象征。

3.西域是古代中原华夏族群的精神故乡

直至清朝中期，中原人们始终认为昆仑山是华夏母亲河——黄河的发源地47。另外，中国神话中的上古圣人或著名人物，如黄帝、帝誉、尧、舜、禹、共工、后羿、夸父等，都与昆仑山有着密切的联系且均在此留下足迹，如“帝尧台、帝喾台、帝丹朱台、帝舜台，各二台，台四方，在昆仑东北”48。可以说，西域曾是上古华夏人的精神故乡。对此，王国维的“回首西陲势渺茫，东迁种族几星霜，何当踏破双芒屐，却向昆仑望故乡”49之诗，颇能诠释之。

4.政权合法性的象征

前汉以降，西域能否统合于中原王朝成为一个王朝成败利钝乃至于合法性的象征，凡强盛的中原王朝最高统治者均将西域视为祖宗传承之业。如汉哀帝元寿二年，西域乌孙“大昆弥伊秩靡与单于并入朝，汉以为荣。”50

此事，前秦皇帝付坚的话最有代表性。十六国时期，西域车师前部王弥窴朝觐付坚，请求征伐不羁的大宛国，付坚遂令吕光等率兵七万进讨。苻融固谏以为不可。苻坚曰：“二汉力不能制匈奴，犹出师西域。今匈奴既平，易若摧朽，虽劳师远役，可传檄而定，化被昆山，垂芳千载，不亦美哉！”51乾隆皇帝征讨西域的根据也是“自军营至伊犁，以抵哈萨克，率汉唐以来匈奴西域地”52。

（三）雪域板块

大约630年前后，吐蕃王朝第二代赞普松赞干布（617-650）迁都拉萨，从此开始了初步统一“雪域板块”之路。吐蕃王朝的壮大是与其征服事业分不开的，而征服西域又是其鼎盛的标志。

1.吐蕃灭亡吐谷浑

当时，吐蕃王朝向北进军西域的拦路虎是吐谷浑。该国最鼎盛时期曾统治过“东至叠川，西至于阗，北接高昌，东北通泰岭，方千余里”53的广大地区，据守在吐蕃、唐朝与西域三地之间，扼丝绸之路南道之咽喉。故唐、蕃均欲得之而后快。663年（龙朔3年），吐蕃首先吞并吐谷浑。同时，联合西域的疏勒、弓月进攻于阗。嗣后，唐蕃双方倾其国力进行了三次大规模的争夺吐谷浑之战。670年（咸亨元年），唐、蕃首次决战于大非川（今青海共和县西南切吉平原），唐军10万精锐部队几乎全军覆没。乘此大胜，吐蕃不但攻陷唐西域十八个羁縻州，还与于阗联兵攻占龟兹拨换城，摧毁了唐朝在西域设立的四镇。

2.吐蕃征服勃律国

勃律国有大、小之别。大勃律在今克什米尔西北部之巴尔蒂斯坦，小勃律在今克什米尔西北吉尔吉特河谷一带。吐蕃至迟在唐开元初将大勃律纳入版图54、737（开元25年）征服小勃律55。

3.吐蕃统治西域

吐蕃军政势力最早进入西域，当在648年（贞观22年）唐朝召请吐蕃助伐龟兹之时56。薛宗正认为该战过后吐蕃并没有撤军，埋下了后来吐、唐争夺西域的伏笔57。661年（龙朔元年）大食进攻已经归属唐朝的波斯、吐火罗，吐蕃则出师乌浒水（今阿姆河）流域，攻占了唐朝设在护密的鸟飞州都督府。翌年，西突厥部落“弓月南结吐蕃，北招咽面，共攻疏勒，降之”58。

兹后，唐、蕃双方通过战争手段争夺西域的频率越来越高，双方的攻防规模越来越大，主要围绕着四镇的弃置为主线而展开反复拼杀。670年吐蕃攻克西域四镇后，唐朝于676年收复。677年吐蕃又攻破四镇，679年唐朝收复；687年吐蕃又克四镇，692年唐朝又收复之并在西域统治了近半个世纪。

755年（天宝14年）安史之乱爆发后，唐军东撤，吐蕃趁机攻略，不但西域各地相继陷入吐蕃之手，连河陇也落入吐蕃版图。时至783年唐蕃双方在清水会盟划界时，唐朝的腹地——陕西西部、整个甘肃与宁夏的大部分，包括西域均进入吐蕃版图59。

851年（大中5年），沙洲豪强张义潮趁吐蕃上层相互残杀之际，用武力终结了吐蕃在瓜、沙、伊、肃等州长达80多年的统治。866年（唐咸通7年）10月，已归附了张义潮的原吐蕃鄯州守将拓跋怀光以五百骑攻入尚在吐蕃手里的廓州，生擒守将论恐热，吐蕃在河西、西域的统治旋即土崩瓦解。

吐蕃是经过千辛万苦翻越了昆仑山、喀喇昆仑山、兴都库什山及帕米尔高原之后，才将其势力深入到西域的。吐蕃王朝时期从青藏高原到西域之路，主要有五条：（1）阿尔金山道；（2）阿克塞钦湖道；（3）喀喇昆仑山道或桑株达坂道60；（4）勃律道；61（5）罽宾道或麝香之路62。这些道路的开通均与吐蕃的军事征伐事业紧密相连，同时也极大地便利了商业贸易与文化交流。在西域获取商业利益与征收税赋是吐蕃不惜代价攻取西域的内在动力。

四、崛起于“辽东板块”上的清朝，继承准噶尔汗国余绪拥有西域

（一）“辽东板块”与西域的初期接触

将“辽东板块”与西域直接联系到一起的是该板块上崛起的清朝。清朝最初接触的西域势力是卫拉特蒙古和硕特部。1637年（清崇德二年），该部首领“顾实汗遣使通贡”63。南疆最早与清廷接触的为叶尔羌汗国。1646年，该国以祝贺新王朝的建立为借口，向清廷遣使纳贡64。

（二）作为蒙古汗国的主要继承者——清朝，进一步统一西域

1745年，准噶尔汗国珲台吉噶尔丹策凌病逝后，统治集团为争夺最高领导权展开争斗。鉴于此，乾隆帝觉得统一西域的机会已经到来。经过2年征战，清军于1757年荡灭准噶尔汗国。1759年清廷在南疆平定大小和卓之乱。

嗣后，清朝继承了准噶尔汗国直属的游牧之地。同时，原准噶尔汗国的属国及其他西域诸国也纷纷归附清朝。如1756年哈萨克阿布赉“愿率哈萨克全部，归于鸿化，永为中国臣仆”65；1758年东布鲁特各部表示“今得为天朝臣仆，实望外之幸”66、1759年西布鲁特表示“当率诸部，自布哈尔逸东二十万人众，皆作臣仆”67；1758年11月清朝“招降安集延、纳木干二城回人”68；1759年浩罕首领表示“我等得为大皇帝臣仆，永受康宁，不胜感悦”69。

（三）清朝在西域设置统治

清廷在西域设置统治为两大部分：北部以阿尔泰山、东西萨彦岭为中心，该地的科布多办事大臣辖区、唐努乌梁海西部之地归属乌里雅苏台将军管辖；南部以天山南北为中心，北起额尔齐斯河中游的乌斯季卡缅诺哥尔斯克、南至昆仑山南麓的阿克塞钦，东起今蒙古国与甘（肃）新（疆）交界处、西北至塔拉斯河尽头之拜卡达姆、西南至喷赤河流域的广阔地区归属伊犁将军管辖。作为属国的哈萨克、布鲁特、安集延、浩罕、巴达克山、爱乌罕等或由伊犁将军或由其下辖的喀什噶尔办事大臣、伊犁办事大臣代管，或由理藩院直管。

五、结 语

西域作为旧大陆各大文明的交汇点、丝绸之路核心与战略要地，从上古至近代，各种势力从四方纷至沓来，极大地改变了当地的面貌。马曼丽认为西域的文化发展经历了世界史上罕见的三大巨变。其一，“当地民族语言几乎从印欧语系全面突厥化为阿尔泰语系突厥语族”；其二，“当地原欧罗巴人种民族几乎全面混血化为突厥语族欧罗巴•蒙古人种”；其三，“当地多种宗教信仰民族基本伊斯兰化为单一的穆斯林民族”70。

应该说，这三大巨变发生在16世纪末期以前的天山—锡尔河一线以南地区，该线以北地区掌握在信仰萨满教、藏传佛教的蒙古人之手。整个西域自17世纪初中叶以后又有所变化。

主要变化之一是，清帝国承继着汉、唐、元等帝国经营西域的政治遗产、继承了准噶尔汗国版籍又君临西域。在此之前，在上述诸文明板块上兴起的各种势力虽掩有西域，但均以天山一线为界线，将西域分割成两个或多个政治地理单元，要么实施羁縻统治，要么封土建国。如两汉西域都护府、唐朝安西都护府实施的便是羁縻统治，西域实际上呈现出多个政治地理单元；西辽将中亚七河流域与天山—锡尔河一线以北的草原地带作为直辖区，对天山一线南部的高昌王国与喀喇汗王朝等属国及中亚农耕地带则保留其原有统治体系，只派驻监国，每年征收一笔赋税；蒙古汗国将天山一线以北、巴尔喀什湖一线以南、阿尔泰山以西至中亚河中地区的广阔地带分封给成吉思汗次子察合台（汗帐设在今新疆巩乃斯）、三子窝阔台（汗帐设在今新疆和布克赛尔县），天山一线以南之地及中亚农业定居区域则由汗廷直接派遣官员进行军政管辖。到了清朝领有西域后，这种二元或多元政治地理界线最终被打破。清廷设伊犁将军统摄西域各处，并将南疆伯克制改造后纳入国家直属官僚体系、用札萨克制严密控制蒙古及哈萨克等游牧民族、用郡县制治理汉族与回族，加之朝廷在各要津与城市驻守八旗以震慑，以往的南北疆畛域被祛除，西域之地成为南北统一的政治地理单元。

主要变化之二是，从西北方向来的俄罗斯、从南亚方向来的英帝国，又重新划分了西域西部的文化地图。囿于本文的主题，对于俄、英在西域的争夺等问题将不在这里讨论。

西域在17世纪初叶以前的几大巨变，均与西域以外势力在此角逐的几个时间节点大有关系。

最开始统治该地域一部分的势力为波斯阿赫门王朝。该王朝于公元前6世纪后半期以降曾统治中亚南部地区，由于地理条件险阻与游牧部落的顽强抵抗，其向东未能越过帕米尔高原而进入塔里木盆地，向北未能到达锡尔河以北。如果说波斯及后来的希腊—塞琉古王朝（公元前312年到公元前250年）、希腊—巴克特里亚王国（大夏）（公元前250年建立）的影响主要限于中亚南部地区的话，那么，上述诸势力达不到的地区则主要处在中国文化的影响之下71。

自公元前2世纪中期以降，西域在绝大部分时间里都处在崛起于古代中国“五大文明板块”上的各种势力统治之下。

就“大漠板块”而言，继大月氏、乌孙之后，匈奴、嚈哒、柔然、突厥、回鹘、西辽、蒙元、卫拉特蒙古等沿着欧亚草原像走马灯一样从东向西迁徙，有的立足点或中途打尖之处便是西域。其中对西域影响最大者当为突厥人与蒙古人。公元647年突厥汗国虽然灭亡了，但操突厥语族语言的部族先后在西域东部与西部，分别建立了高昌回鹘王国和喀喇汗王朝，西域南部文明从此染上了浓重的突厥底色，其突厥化进程由此开启。实际上，西域南部的突厥化进程直至13世纪才最终完成。至于蒙古人对西域的影响，则应先追溯到契丹人。辽朝灭亡后，辽皇室耶律大石提一旅之众建政于西域，再次将西域纳入了融合“大漠游牧”与“中原农耕”文明于一体的西辽之统治范围。其后，蒙古帝国及后裔诸汗国、准噶尔汗国相继君临西域，长达五百多年。

从“泛中原板块”上崛起的两汉王朝从公元前2世纪至公元2世纪，与匈奴反复争夺西域，相互血拼长达300余年。到了630年，具有“大漠”与“泛中原”双重文明基因的唐朝一举灭亡了东突厥，又击溃西突厥。但强大的唐朝绝非一枝独秀，与其相伴而生的还有强大的吐蕃王朝与阿拉伯帝国。耐人寻味的是，唐朝与从地球之巅凌空而下的吐蕃、从沙漠中横空出世的大食，几乎在同一时间崛起、臻于巅峰与衰败。三方在7世纪中叶至9世纪中叶的近200年间，不但影响着旧大陆的社会进程，而且彻底地改变了西域的面貌。就阿拉伯帝国而言，该帝国虽然灭亡了，但西域的伊斯兰化进程却由此开启。至于唐朝，虽然败亡了，但它留给西域的是“桃花石”一词的再度激活与光大72。盛唐时期，唐朝一时间据有西域大部分，声名远播，阿拉伯人有时以“秦”（Sin）来称呼费尔干纳，如一位阿拉伯诗人说征服河中地区的屈底波被葬于秦国领土，而该秦国之地就是费尔干纳73。

从“雪域板块”上崛起的吐蕃王朝退出西域后，便不在西域军事、政治舞台上起什么作用了，但吐蕃人却在宗教上取得了成功，其后裔不但为800年后崛起于“大漠板块”、主导西域80多年的准噶尔汗国留下了藏传佛教，而且拉萨至今仍是天山北麓蒙古人、内外蒙古、布里亚特蒙古及伏尔加河下游卡尔梅克蒙古人的宗教圣地。

时光流逝到1635年（后金天聪九年），崛起于“辽东板块”上的后金军队在征讨元朝皇室后裔林丹汗时获得了元朝历代传国玉玺——制诰之宝，这被时人理解成蒙古草原帝国的天命、中原王朝的正统，均毫无例外地降落到了后金大汗身上。于是，皇太极于翌年即皇帝位，国号大清，改元崇德，因此拥有了统治中原与大漠的正统性。正因为如此，当乾隆帝于1755年灭亡准噶尔部时，一方面以游牧帝国大汗身份宣布凡是准噶尔部“旧有游牧，皆我版图”；另一方面以中原皇帝身份昭示其在西域设置统治是承继“汉置都护，唐拜将军”74之制而来。另外，在乾隆帝征服西域之前，其祖父康熙帝已于1683年征服郑氏集团，统一并继承了“海上板块”事业。同时，吐蕃势力早在顺治帝入关前便归属清廷，清廷业已成为吐蕃历史与文化的当然继承者。也就是说，清廷既拥有“辽东板块”特质，又继承了“泛中原”“大漠”“雪域”与“海上”诸文明板块的遗产，以“中央王朝”身份拥有了西域，而融合了多种文明的西域成为最终奠定的“中国”的有机构成部分。

上述可见，崛起于“五大文明板块”上的各种势力为了征服西域，可谓费尽移山心力，这从另一方面也说明西域在中国疆域底定过程中具有不可或缺的地位。对此，我们可以从古代与近代各举一个事例说明。如唐朝曾不惜代价地举全国之力开拓、放弃安东都护府等地而经营西域。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唐关中乃王畿，故安西四镇为防护国家重心之要地，而小勃律所以成唐之西门也。玄宗之世，华夏、吐蕃、大食三大民族皆称盛强，中国欲保其腹心之关陇，不能不固守四镇。欲固守四镇，又不能不扼据小勃律，以制吐蕃，而断绝其与大食通援之道。当时国际之大势如此，则唐代之所以开拓西北，远征葱岭，实亦有其不容已之故，未可专咎时主之黩武开边也”75。再如，19世纪60年代清廷直属西域之西南被阿古柏政权侵占、西北被沙俄窃占，许多朝廷重臣主张放弃西域。左宗棠以“重新疆者，所以保蒙古；保蒙古者，所以保京师”76之言说打动了朝廷，清廷最终同意左氏出兵并因此保住了西域半壁江山。

注释：

①于逢春：《论中国疆域最终奠定的时空坐标》，《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6年第1期。

②该板块概指秦汉万里长城以北至贝加尔湖北岸，东起大兴安岭，西至伏尔加河流域的广袤草原地带。

③该板块大致是指从战国秦汉长城一线到南海—中南半岛北部，从巴颜喀拉山、横断山以东迄黄海、东海的广阔地带。包括夹在昆仑山与天山之间、通过河西走廊与黄土高原相衔接的南疆绿洲。

④该板块大致是指位于大兴安岭山系以东，日本海—鄂霍次克海以西，战国秦汉长城之辽东段及该段终点至日本海西岸之咸兴一线以北，勒拿河上中游流域及外兴安岭山脉以南的广阔地带。

⑤该板块范围概指青藏高原及其毗邻的喜马拉雅山南麓诸国、克什米尔部分地区。

⑥该板块概指介于欧亚大陆东部弓形陆缘与该大陆东部海中的弓形列岛链、以及勘察加半岛与澳洲大陆北部之间的鄂霍次克海、日本海、黄海、东海、南海等若干个海域圈。

⑦于逢春：《构筑中国疆域的文明板块类型及其统合模式序说》，《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6年第3期；于逢春：《论中国疆域最终形成的路径与模式》，《长春师范学院学报》，2012年第11期。

⑧??????23、26、35、37、47.（汉）班固撰：《汉书》卷96上《西域传》，第12册，北京：中华书局，1964年版，第3872、3871、3879、3876、3875、3883、3897、3884、3883、3873、3873、3871页。

⑨71.王治来：《中亚史纲》，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6年版，第1、48页。

⑩（清）魏源：《圣武纪》卷4，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70页。

?68.新疆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清实录>新疆资料辑录》乾隆朝卷三，周轩，修仲一，高健整理订补，乌鲁木齐：新疆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475、176页。

?（汉）班固撰：《汉书》卷96上、下《西域传》，北京：中华书局，1964年版，第3875-3922页。

?29、30、31、32、40、50（汉）班固撰：《汉书》卷96下《西域传》，北京：中华书局，1964年版，第3928、3780、3930、3930、3890-3891、3928、3910页。

?（唐）令狐德棻等撰：《周书》卷50《异域下•龟兹国传》，北京:中华书局，1971年版，第917页。

21.刘义棠：《维吾尔研究》，台北：正中书局，1975年版，第508-509页；余太山：《塞种史研究》“绪说”，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3页。

22.[日]羽田亨著、耿世民译：《西域文化史》，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3页。

24.新疆社科院考古研究所：《新疆阿拉沟竖穴木椁墓发掘报告》，《文物》，1981年第1期。

25.吐鲁番文管所：《吐鲁番地区文物普查资料》，《新疆文物》，1988年第3期。

27.张广达、荣新江：《于阗史丛考》“饶宗颐序”，上海：上海书店，1993年版。

28.[美]麦高文著、章巽译：《中亚古国史》，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264页。

33.（汉）班固撰：《汉书》卷61《张骞传》，北京：中华书局，1964年版，第2692页。

34.（南朝宋）范晔撰：《后汉书》卷88《西域传》，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2921页；（唐）李延寿撰：《北史》卷97《西域•康国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3233页。

36.（汉）司马迁撰：《史记》卷123《大宛传》，北京：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317页。

38.《周书》卷50《突厥传》。

39.（汉）司马迁撰：《史记》卷110《匈奴传》，北京：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317页。

41.牟永抗、吴汝祚：《试论玉器时代——中华文明起源的探索》，《中国文物报》，1990年11月1日；同氏：《试论玉器时代——中国文明时代产生的一个重要标志》，《考古学文化论集》（四），北京文物出版社，1997年版，第164-187页。

42、48.袁珂校译：《山海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29、232页。

43.王国维：《月氏未西徙大夏时故地考》，《观堂集林（外二种）》，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782页。

44.蒋天枢校释：《楚辞校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314页。

45.杨伯达：《巫玉之光:中国史前玉文化论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170-181、40-48页。

46.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墟妇好墓》，北京:文物出版社，1980年版。

49.王国维：《王国维诗词笺注》，北京：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1页。

51.（唐）房玄龄等撰：《晋书》卷113《符坚载记》，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2911页。

52.钟兴麒等校注：《西域图志校注》，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谕旨”第3页。

53.（唐）姚思廉等：《梁书》卷54《西北诸戎传》，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810页。

54.参见《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四册，北京：中华书局，1978年版，第130-131页张星烺注。

55.苏晋仁编:《通鉴吐蕃史料》，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77页。

56.（北宋）王钦若等撰：《册府元龟》卷985《外臣部•征讨四•贞观二十一年十二月伐龟兹诏》，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11405页。

57.薛宗正：《安西与北庭》，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99页。

58.（北宋）司马光等撰：《资治通鉴》卷202“咸亨四年十二月”条，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6372页。据王小甫考证，弓月部招引吐蕃攻讨疏勒国在662年。

59.（后晋）刘眗等撰：《旧唐书》卷196下《吐蕃传下》，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点校本，第5247页。

60.以上参见田峰：《吐蕃向西域的开拓》，《西藏民族学院学报》，2011年第3期；王小甫：《唐、吐蕃、大食政治关系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21-22页。

61.参见杨铭：《唐代吐蕃与西域诸族关系研究》，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192-197页；王小甫：《七、八世纪之交吐蕃入西域之路》，收入《庆祝邓广铭教授九十华诞论文集》，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74-85页。

62.张云：《丝路文化•吐蕃卷》，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48-250页。

63.包文汉整理：《清朝藩部要略稿本》，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127页。

64.[苏]M•库特鲁科夫著、苗普生译：《15世纪至17世纪叶尔羌汗国与中原王朝的关系》，《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0年第2期，第46页。

65.（清）傅恒等：《平定准噶尔方略》“正编”卷41，拉萨：西藏社科院西藏学汉文文献编辑室刊印，1990年版，第1710页。

66.《钦定皇舆西域图志》卷45《藩属二•东布鲁特》第1页，光绪癸巳季冬杭州便益书局石印。

67.《钦定皇舆西域图志》卷45《藩属二•西布鲁特》第3页，光绪癸巳季冬杭州便益书局石印。

68.《西域图志》卷45《藩属二•霍罕》第五页，光绪癸巳季冬杭州便益书局石印。

70.马曼丽主编：《中国西北边疆发展史研究》，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249页。

72.关于“桃花石”含义，11世纪喀喇汗王朝学者马合木•喀什噶里解释说:“桃花石（Tavghaq）——此乃摩秦的名称。摩秦距离契丹有四个月路程。秦本来分为三部:上秦在东，是为桃花石；中秦为契丹；下秦为巴尔罕，而巴尔罕就是喀什噶尔。但在今日，桃花石被称为摩秦，契丹被称为秦。”参见张广达:《关于马合木•喀什噶里的〈突厥词汇〉与见于此书的圆形地图》，《西域史地丛稿初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第70页。另外，1980年新疆阿图什发现了大批喀喇汗王朝的钱币，其中十八枚背面铭文中有“苏来曼卡得尔桃花石可汗”字样。“桃花石可汗”一词有多解，但翻译成阿拉伯语为“中国的国王”之义是没有多少疑义的。喀喇汗王朝皇帝自称“桃花石可汗”、喀什噶尔被称为“下秦”，反映了7世纪以降西域与唐朝及中原之密切关系。

73.张绪山：《“桃花石”（Ταυγáστ）名称源流考》，《古代文明》，2007年第1卷第3期，第83页。

74.新疆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周轩，修仲一，高健整理订补：《清实录>新疆资料辑录》乾隆朝卷二，乌鲁木齐：新疆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88页。

75.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史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第331页。

76.（清）左宗棠：《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50，第七十六页。

原文来自:中国财经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