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大致从2007年土耳其“正义与发展党”再度执政并推行“新奥斯曼主义”政策以来，泛突厥主义获得新动力，相对于之前的泛突厥主义进程（1991年至2005年间），类似现象或可称为“新泛突厥主义”。2009年，土耳其明确以“新奥斯曼主义”作为治国和外交方略，其实是对之前政策的确认，而泛突厥主义正是“新奥斯曼主义”意识形态兼容的部分。与此前相比，土耳其与中亚、高加索相关各国互动更加频繁，中亚、高加索各国积极配合，各方合作水平提升；初步具备了机制化的合作平台，进行突厥语国家的多边合作。土耳其政治家不仅用“新奥斯曼主义”凝聚国民，也在争夺中亚、高加索的“大牌局”中，获得地缘文明、地缘政治优势，其影响不断扩大，是一个值得观察的现象。现在，俄罗斯、西方国家和土耳其在东欧和中东的激烈争夺必将影响中亚形势，而中亚地区与中国国家安全紧密相关。泛突厥主义也会给中国带来意识形态-文化的挑战、甚至安全威胁。因此，必须深入观察其动态和趋势并积极应对。

作者简介 侯艾君，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博士。

近年来，在中亚、高加索、俄罗斯伊斯兰地区（如鞑靼斯坦、伏尔加河地区），泛突厥主义作为主导性意识形态之一，其影响不断扩大，是一个值得观察的现象。相对于1991年苏联解体后迅速高涨、其后一度沉寂的泛突厥主义来说，新一轮现象或可称为“新泛突厥主义”。1991年后，泛突厥主义作为意识形态和运动，持续15年左右，到2005年暂时趋于衰微。标志性事件是中亚爆发了一场半“颜色革命”（吉尔吉斯斯坦的革命导致阿卡耶夫总统下台；在乌兹别克斯坦，安集延的骚乱被迅速平息），而土耳其积极参与对乌兹别克斯坦的谴责和制裁，导致关系恶化，影响力受限）。“新泛突厥主义”进程大致从2007年土耳其“正义发展党”再度执政并推行所谓“新奥斯曼主义”政策（2009年，土耳其明确以“新奥斯曼主义”作为治国和外交方略，也是对之前政策的确认），而泛突厥主义正是“新奥斯曼主义”意识形态兼容的部分，泛突厥主义获得新动力。土耳其政治家不仅用“新奥斯曼主义”凝聚国民，且用于自我扩张，在争夺中亚、高加索的“大牌局”中，获得地缘文明、地缘政治优势。与之前时期相比，土耳其推行“新奥斯曼主义”政策更积极、明确；与中亚、高加索相关各国互动更频，中亚、高加索各国积极配合，各方合作水平提升；初步具备了机制化的合作平台，进行突厥语国家的多边合作。

在中亚地区，新泛突厥主义与其他地缘文明（西方文明、俄罗斯—东正教文明、中华文明等）形成复杂互动。现在，俄罗斯、西方国家和土耳其在东欧和中东的激烈争夺必将深刻影响中亚形势，而中亚地区与中国国家安全紧密相关；泛突厥主义也会给中国带来意识形态-文化挑战、甚至安全威胁。因此，必须深入观察其动态和趋势并积极应对。

一、“泛突厥主义”：发展阶段及其特点再审视

泛突厥主义是19世纪中后期开始在伊斯兰世界流行的政治意识形态，同时也是一场社会政治运动，其宗旨是所有突厥语族联合起来（也往往与泛伊斯兰主义思潮紧密合流。迄今为止，泛突厥主义经历了几个发展阶段。必须重新审视该现象及其特点，从历史经验中获得某些启示。

第一，泛突厥主义思想及运动乃是帝国主义征服的产物，是一种反抗的意识形态。泛突厥主义本身是西方列强压迫的产物，是突厥语民族为了对抗西方殖民征服而产生的一种思想，具有反西方色彩；同时，泛突厥主义从其起源就不仅仅是突厥语族的现象、土耳其的现象，也是一种国际政治现象。泛突厥主义思想的集大成者兹亚·乔加勒普（Ziya Goekalp）在《突厥主义原理》中指出，最早提及突厥语民族历史和文化的著作是在欧洲。一些在欧洲大学学习的土耳其青年接触了西方学者如孔德、尼采、斯宾塞、傅立叶、斯图亚特·米勒等人的社会政治学说后受到启发。同时，19世纪的西方，泛日耳曼主义、泛斯拉夫主义等学说泛滥，因而泛突厥主义也是其他思潮刺激的结果。匈牙利犹太裔学者阿米纽斯·瓦姆伯里曾认为，泛突厥主义具有鲜明的反俄色彩。该思想是俄国突厥语族穆斯林提出并输入土耳其的，而首先得到土耳其支持。这样，俄、土两国的突厥语族就在泛突厥主义立场上找到共同点。在帝国主义时代，这种思潮具有积极意义，表明东方民族在政治上走向觉醒，有利于对抗西方列强对东方民族的殖民征服、推动东方民族建立现代民族国家。

第二，作为一种政治能量，泛突厥主义在兴起后既用于民族解放，同时也具有一定的攻击性、排他性。泛突厥主义思想首先在俄国突厥语族群中得到回应。1843年喀山出现了“札基德”运动，其宗旨是令突厥语族群走向现代化、世俗化，而克里米亚鞑靼人加斯普林斯基成为运动的思想领袖。加斯普林斯基提出了三“统一”原则：思想统一、语言统一和行动统一。这些思想在俄国的喀山鞑靼人、伏尔加河地区、阿塞拜疆和中亚突厥语族中得到响应，并不断充实完善。加斯普林斯基改革土耳其语，清除了一些阿拉伯语和波斯语的成分，希望将其改造成突厥语族的通用语言，被凯末尔采纳，作为当代土耳其语的基础。

1908年，“青年土耳其党”在土耳其上台后，其纲领《统一与进步》首次将泛突厥主义作为政治-外交学说。在一战期间，又有多位泛突厥主义代表继续完善该思想。1923年，兹亚·乔加勒普撰写《突厥主义原理》一书，提出明确的地缘政治构想，堪称运动的纲领。按照其构想，泛突厥主义应该分三步走：第一步，在土耳其国内确立突厥主义意识形态，限制伊斯兰教对社会和政权的影响；第二步，发展世界范围内的泛突厥主义，最低纲领是实现三个突厥语族（传说中的奥古兹汗的后代）国家的联合——即土耳其、南阿塞拜疆、北阿塞拜疆。第三步，即最高纲领——所有突厥语族——包括北高加索各突厥语族、外高加索（阿塞拜疆等）、中亚各族、中国新疆的维吾尔族等——联合起来，成立一个“图兰联邦”。一些图兰主义者则主张包括巴尔干、小亚细亚、克里米亚、阿斯特拉罕、伏尔加河地区、喀山、乌法、西伯利亚、蒙古、中国新疆等地。乔加勒普主张政教分离，土耳其国家的发展应建立在西方文明成就的基础之上，为此必须将突厥语族建成统一国家。兹亚·乔加勒普“不仅成为新思想的政论家和文学宣传家，而且，更重要的是：他通过创立一种新的社会学流派，成为整个运动的高不可及的中心”。

在“青年土耳其党”的泛突厥主义政策实践中，意图将土耳其帝国的少数民族同化或消灭。1915年对亚美尼亚人的屠杀和清洗导致150万亚美尼亚人死去，就是泛突厥主义的极端体现。

从俄罗斯-土耳其-西方这个战略三角来看，在英、俄争夺高加索、中亚地区的过程中，泛突厥主义往往被西方挑唆和支持，用于打击俄国。从19世纪以来，西方既将俄国作为对手、也将土耳其视为东方异类，积极瓜分奥斯曼帝国的遗产，因此乐于挑动土耳其与俄罗斯的争夺，实现自己的战略目标，而泛突厥主义就是一个很好的杠杆，堪称是西方对俄罗斯植入的政治病毒。当英、俄争夺中亚的“大牌局”结束，俄罗斯、土耳其两大帝国崩溃后，中亚和高加索的突厥语族都成为苏联的民族，泛突厥主义思潮受到压制。1918-1921年，高加索和中亚的反革命分子在泛突厥主义旗帜下反对苏维埃政权（如“巴斯马奇运动”），土耳其的一些泛突厥主义者直接参与了活动。

凯末尔时期土耳其走西方式现代化道路，并且从1918年开始与苏俄改善关系，因此与伊斯兰保守势力反复斗争，防止泛伊斯兰主义占据优势地位。泛突厥主义（在土耳其国内称为突厥主义）只是土耳其用于凝聚国内族群的意识形态，而不用于对外扩张，避免损害与苏俄的关系。1938年凯末尔去世后，土耳其国内的社会政治生活发生变化，一些有泛突厥主义倾向的政治力量开始上升，如“民族主义运动党”。

第三，在“冷战”时期，西方将泛突厥主义视为对苏“冷战”的意识形态-地缘政治武器。凯末尔革命后走上西化道路，导致土耳其社会-文化分裂，发生某种世代断裂，到20世纪中期开始某种“伊斯兰复辟”。土耳其精英始终有对帝国的怀旧情结。1969年成立的土耳其民族运动党首次明确表达服膺泛突厥主义思想（该党现在是土耳其议会中的第三大党）。此外，“冷战”开始后，土耳其的战略地位上升，成为美国的军事-战略盟友和北约成员国，与苏联处在敌对、对抗状态，泛突厥主义得到西方支持，通过各种方式对中亚和高加索地区渗透。西方认识到，中亚突厥语族地区乃是苏联“软肋”，试图借泛突厥主义来肢解对手，将苏联的中亚加盟共和国和阿塞拜疆从苏联分离出去。

相应地，泛突厥主义在苏联始终是政治禁区，苏联政府竭力弱化突厥语族，将其分而治之。苏联的辞书将泛突厥主义定义为：“反动的土耳其资产阶级-地主阶层的沙文主义学说，其目标是将所有说突厥语的民族都纳入土耳其政府统治，泛突厥主义者通过伪造历史，证明其提出的所有突厥语族的‘民族统一性’命题和种族优越性”；在1975年版的《大百科全书》中又写道：“一种民族主义——沙文主义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是反苏、反人民的，是法西斯主义的土耳其变种。泛突厥主义成为政治和意识形态禁区，遭到苏联政府严厉防范和压制。打击“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泛突厥主义者”，是苏联历次政治清洗运动的重要内容。

另一方面，在20世纪40年代，斯大林也曾策略性地利用泛突厥主义，支持和推动中国新疆的民族分裂势力，损害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有学者认为，1944年伊犁爆发的“民族主义暴动引发中国边疆危机的事变”，实际上乃是泛突厥主义现象。只是由于中国国内形势迅速变化，由于苏联与美、英共同以牺牲中国在外蒙古的利益作为交换，苏联最终放弃了对分裂运动的支持。实际上，苏联只是在针对中国的时候，将泛突厥主义作为棋子，一次性利用。它顾虑泛突厥主义势力在紧邻中国新疆的苏联中亚加盟共和国坐大而损害自身，因此苏联不可能帮助中国新疆民族分裂势力实现独立建国目标。

第四，1991年苏联解体后，在土耳其推动下，出现了泛突厥主义狂热。苏联解体后，土耳其对于西方的战略地位下降，同时，苏联解体意味着对抗泛突厥主义的堡垒消失，中亚出现了意识形态和地缘政治真空。土耳其的雄心迅速膨胀，立即与新独立的五个突厥语族国家建立密切关系，试图充当突厥语国家的“老大哥”。1992年，在土耳其倡导下，召开了突厥国家峰会。1993年成立了突厥语国家文化艺术发展组织。在俄罗斯鞑靼斯坦共和国还成立了突厥民族大会，建立起政治组织，定期召开会议，推动泛突厥主义运动。新独立的中亚、高加索国家的态度也对土耳其产生积极影响，使土耳其看到了复活突厥主义的可能性以及建立“大突厥帝国”的历史机遇。厄扎尔等政治精英鼓吹泛突厥主义狂想：21世纪是土耳其的世纪；而从亚得里亚海到中国长城的广袤地区都是突厥世界，且新独立国家都将土耳其视为文化中心和历史磁铁。土耳其视所有突厥语族为亲族。但是，经过一段时间，该进程走向低迷。主要是土耳其经济实力不足以支撑其地缘政治构想，中亚国家看到，土耳其的经济实力并不像想象中那么强大；土耳其在中亚遭到俄罗斯、伊朗等国抵制；中亚国家从自身利益考虑，外交方针发生变化；2005年后，“颜色革命”导致中亚国家与西方关系恶化，而土耳其站在西方一边，希望借“颜色革命”将“亲俄”的中亚领导人替换掉。在乌兹别克斯坦政府平息安集延叛乱之后，土耳其追随西方对乌国进行人权谴责，引起反感；之后，土耳其改变了战略和策略。

原文来自:中国财经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