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雍君：从获得感和抵扣权视角看个税专项扣除

（原标题：从获得感和抵扣权视角看个税专项扣除）

近期向社会公开发布的《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暂行办法（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办法》），堪称中国个税改革进程中一个里程碑式的进展，其深远意义不仅在于为民众提供了力度颇大的“税收获得感”，更在于从法律上确立了全面的税收抵扣权，并为将这项至关紧要的“纳税人权利”扩展开辟了道路，纳税人权利保护也因此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

此次个税专项扣除将为民众带来力度颇大的“税收获得感”。

《办法》通过将专项抵扣制度首次引进所得税制，使之成为个税的内在组成部分，深刻地挑战了传统的税收给付观。此前这种税收观片面地强调民众对政府的“税收给付”，即强制性、无偿性和固定性的税收给付；几乎未能顾及到税收给付的另一面，即政府对民众的人性化和制度化的税收给付。

实际上，在那些“税收痛苦指数”很高的国家中，采纳双向的税收给付观尤为重要。在双重税收给付观下，民众对政府的给付和政府对民众的给付相辅相成，两者均应作为评判税制优劣的重要标准。其中，政府对民众的税收给付应采取制度化给付的形式，而不仅仅是政策层面的税收减免优惠。政府对民众的这两类税收给付中，制度性给付的地位高于政策性给付（税收优惠），两者之间存在基本的区别，不应混为一谈。

以此言之，《办法》创设了政府对民众的制度化税收给付的崭新标杆——在纳税义务发生的源泉环节实施专项扣除，从而将民众的“税收获得感”从统一抵扣和政策性减免扩展到制度化的专项扣除，而且力度之大出乎意料，足以为纳税人尤其是工薪阶层带来实实在在的利好。

《办法》确立的专项扣除共有6项：子女教育、继续教育、大病医疗、住房贷款利息、住房租金和赡养老人，涵盖纳税人“后顾之忧”的所有关键方面，得以成为中国特色的社会福利与保障体系的关键一环。数据显示，受到专项扣除保护的收入水平已经接近多数工薪阶层的收入水平。许多人不太可能同时享受所有专项扣除这一“税收盾牌”的保护，但总体的保护水平仍然相当可观，如果再加上全国统一的个税统一抵扣额（5000元），这样的保护水平相对于作为中低收入国家的中国而言，足以给人留下深刻印象。若以流行语言来表达，就是民众的“税收获得感”堪称“满满的”。

此次个税专项扣除，从法律上确立了完整的税收抵扣权。《办法》的发布和预期实施，预示着纳税人权利概念和保护体制的全面进步。相对于“利益获得感”而言，纳税人的“权利获得感”更为深远。

政治学的一项根本课题是探讨如何“以权利制约权力”。税收概念不仅代表政府的一项巨大权力，也代表了纳税人固有的一项对称性权利。只讲权力忽视权利，或者以强势权力压制弱势权利，将带来权力滥用的高风险，尤其是行政部门的自由裁量权。因此，确立完整的纳税人权利概念并以健全的法律体系予以保护，就变得必不可少并且极端紧要。

纳税人权利概念包含了丰富的内容，抵扣权正是其中的关键方面，其优先性高于税收减免优惠。与后者相比，抵扣权具有即时性（与纳税义务同时产生）、完整性（按上限抵扣）、全面性（所有相关事项均可行使权利）。这意味着在等额获益的情况下，抵扣制度提供的权利保护程度是税收优惠政策难以企及的。

中国的个税一开始就确立了全国统一的抵扣制度，通常称为标准扣除或免征额。这项制度源于税收原则中的“横向公平”概念，即征税应平等地对待本质上境况相同者。在这里，“境况”指税收不得侵蚀纳税人的生存底线，这一生存底线所有人都适应，并以标准扣除额加以计量。

然而，统一的标准抵扣制度无力顾及税收原则中的“纵向公平”概念，即本质上境况不同者应合理地区别对待。标准抵扣额虽然是普适性的，但其实质意义因人而异。举例来说，对于没有赡养老人、子女教育等“特殊事项”的人而言，5000元标准抵扣额的经济价值相对更高。这意味着抵扣权的因人而异非常重要，否则，表面上的税收平等将掩盖实质上的不平等。

《办法》确立专项抵扣权的意义大于“可以少交税”的意义。前者采纳“权利”视角，后者采纳“收益”视角。然而，要有效实施这项权利仍有许多困难和挑战需要克服。另外，专项抵扣的细节仍有待完善和细化，比如，学前教育的抵扣地位应优先于职业教育。此外，亏损抵扣制度不应仅限于个税，也应一并扩展到增值税和其他所有的重要税种。如此，实质性的税收平等观和纳税人权利保护观才能更好地融入到整体税制中。(作者为中央财经大学教授)